北京白癜风哪治的好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本文转自：经济日报
40年，往事并不如烟。记忆之手，丝丝缕缕耙梳出我与经济日报的三段缘。
第一段缘：参与创刊并收集试刊大样
《经济日报》是年1月1日创刊的。年夏天，我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前身）工作。同一批报到的大学生有20多人，大部分是学新闻和中文的，学经济的只有七八个。记得报社派来学校面试的人告诉说，“中央已经决定，在现有《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招一批大学生补充力量，你是去参与创刊工作的……”。话语间有一种神圣感，勾起我的无限遐想。从成都抵北京，报社的接站车把我拉到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中国财贸报社所在地。我被分到财经部（《经济日报》创刊后改为财贸部），部主任汤有仁、副主任高永毅，二位都是原《大公报》老报人。创刊工作主要是老同志们在忙，我这个既没读新闻系也没上中文系的新手插不上。尽管如此，由于人少事多，所以“赶鸭子上架”，老师带徒弟，手把手地教。带我的老师是高永毅，一周的培训后，他就带着我跑财政部、人民银行，谈事认人。我边干边问边学，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是关于汤有仁的。那天他拿着我写的稿子走过来，严肃地说，“给我工工整整重抄一遍，一格一个字写清楚，龙飞凤舞的又不是练书法，夜班排字工人要费多少时间认你这笔字，这是要影响明天出报的。”虽是吴侬软语，却直截了当，弄得我脸红脑门热。这对我触动很大，提醒我今后做事要严谨、得换位思考。自此以后，我写字规矩多了。另一件涉及高永毅的为人与工作作风。我们进报社时，老同事们都叫他小高，他对我说，“你们来后，我升格为老高了，以后别叫职务叫老高。”我常跟老高去财政部、人民银行采访，老高提问专业而谦虚，言谈举止淡而不厌、温文尔雅，赢得大家由衷的尊重。两位新闻界前辈为人做事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多多。
财经部办公室不大，约20平米，挤着8张办公桌，两个大柜子一个正对门，一个在我办公桌左前侧。7个人在里面办公，除汤、高两位主任，汪朗、沈亚萍、崔书文和我4个大学生外，还有报社分管财经报道的副总编辑胡理棠——也许是职务高些，他那个位置摆了两张办公桌，但他对面的座位是空的。我的座位在办公室门后，一开门就把我封死在角落里，外面开门看不见我，关上门往右转头，我可以看见胡理棠。当时他负责《经济日报》试刊的版面审核，我右眼角的余光里，常见他在试刊大样上勾勾划划、裁裁剪剪，还喃喃自语，不满意的就随手往纸篓里一扔。他一扔东西，我心里就咯噔，觉得这东西丢进纸篓太可惜。大家下班走后，我把扔掉的试刊大样收集起来，找了个夹子放好，那段时间，断断续续收集了20多张。《经济日报》拟每日四版，每期试刊四个版面的大样我都收集到了。第一张试刊大样是年10月28日，报头没有标明“试刊”字样；第二张是年11月12日，报头标明了“试刊第一期”；第三张是年12月5日，标明了“试刊第二期”。年1月1日创刊号试刊大样上的稿子换过好几次，内容也有调整，头版头条是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的文章《赞“扁担电机”精神——就〈经济日报〉出版谈点意见》。正式出版的创刊号与试刊大样在排版和内容上有一些不同，不过，几次创刊号的试刊，万里的文章及头条位置皆无变动。除大样外，我还收藏了试刊样报和正式出版发行的创刊号。阴差阳错，因为与负责版面审核的领导同一办公室，又因为晚上我常在办公室架钢丝床睡觉，有此机缘在清洁工打扫之前下手，将纸篓里的试刊大样抓在手中。我珍视这些个“纸篓遗珠”，40年来多次在重庆、上海、北京之间搬家，它们也随我东西南北旅行，每次家里淘汰旧物，唯这批旧报纸不忍舍弃。在《经济日报》创刊40年之际，我向报社表示，欲全部捐赠。年5月10日上午，王智和徐涵二位我在经济日报时的同事来办公室，我向他们移交了收集的所有《经济日报》试刊大样，物归原主，完璧归赵。
第二段缘：派驻重庆，锻炼成长
我近8年的经济日报记者生涯大部分在重庆。上世纪80年代，重庆尚归四川省管辖。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重庆作为国家第一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实行省级经济计划单列。当时，全国城市企业已有多万家，职工达多万人，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城市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关系我国经济全局和国家财政状况能否根本好转，关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重庆是西南工业重镇，国家对重庆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寄予厚望。当年12月底，经济日报派我去重庆记者站工作，以加强报道力量。记者站远离北京，但贴近基层一线，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是记者挖掘新闻的富矿。经济日报把我放到重庆这个环境中，也是对我个人政治素质、政策水平、业务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在重庆工作期间，我虚心向老记者学习，采访写作很努力，编辑部也很给力，那几年我写了不少有关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通讯、述评、特写，基本上都被《经济日报》刊发，且位置显著、篇幅不小。如果我不是在重庆这个改革试验田里工作，就不会采撷这么多可供报道的新闻。同时，如果没有报社记者部和总编室的鼎力支持，也不会有这样的工作成果。《经济日报》的舆论推动，是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前行的一个重要力量。年我离开经济日报后，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新闻报道集《润物无声——一个记者的报告》，收入了深度报道重庆的通讯和述评共19篇。
经济日报为了培养锻炼年轻记者，经常组织大型采访报道。在重庆工作期间，我有幸两次被抽调参加报社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
第一次是独自一人的“长江万里行”采访报道。年，在时任总编辑安岗倡导下，报社鼓励记者向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学习，组织年轻记者开展“脚底板下出新闻”采访活动。当年夏秋两季的大约半年时间，我独自一人乘车、坐船，先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东行，又从两江合流处的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市顺流而下，沿江采访，收尾在长江入东海的上海市。沿途所见所闻的稿子，大部分都被编辑部采用了。其中有涉及生态保护的如《要重视长江污染治理》《森林保护应成为长江开发的重要内容》《保住我们的洞庭湖》；涉及航运交通的如《金沙江上漂木危害航行》《改革为重庆航运业带来繁荣》《葛洲坝改善了航道条件》《航运效益与三峡工程》、《汉湘水悠悠、百舸盼争流》等。在编辑部大力支持下，我完成了“长江万里行”系列采访报道，新华社刊物《新闻业务》（《中国记者》前身）年第12期以《踏破长江万里浪》为题，刊登时任中国记协秘书长高兴烈所撰长篇通讯，详尽介绍了这次采访活动。
另一次是年8月至10月，时任总编辑范敬宜倡导记者“三贴近”，即“贴近中央精神、贴近实际工作、贴近群众脉搏”。为此，报社组织了“改革开放万里行”大型采访报道，我有幸参与了这一活动。我们4个记者、2个司机分成两组，驾车分别从我国海岸线两端出发沿线采访。我和山西记者站记者李一丁、总部司机白岷一组，走北路，从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沿海往南到上海；另一路走南路，从广西钦州北仑河口沿海北上到上海。虽然采访路上困难不少、惊险不断，我们却乐在其中，收获颇丰。我们的采访成果是在编辑部同事、报社领导关心支持下完成的。忘不了蒋祖钢、王晓雄认真细致地修改、打磨我们粗糙的稿件，默默无闻地付出；忘不了报社领导多次打电话、写信叮嘱我们注意行车安全，并派王晓雄和张航途中慰问。这次沿海采访持续3个月，我和李一丁合作写了30多篇报道，每篇0至字，全部见诸报端。其中《莫忽视了港口建设的总体配套》《港口，在商品经济中兴起》《南北商品经济观念的差异》《潜力无穷的黄金海岸》《我国沿海港口的调查与思考》等获得好评。
重庆工作那几年，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火红年代，报社的安排，使我既有机会从一个城市的点上悉心观察中国，又有机会通过沿长江、沿海岸的采访全面了解中国。借助采访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比对内地与沿海改革开放的异同，我丰富了认识问题的角度，建立了换位思考的视角，提高了统筹大局的意识。通过《经济日报》这个平台，个人能力也在一定范围得到认可。重庆工作的几年，受到独立工作的锻炼，这段经历，是我一生都在享用的财富，潜移默化地滋润着自己成长。感恩感谢经济日报！
第三段缘：30多年，旧情未了
年，我离开了经济日报社。此后30多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经济日报》的联系绵延不断。
年，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筹备建立新闻处，负责与媒体联系。当初人民银行不仅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还监管证券发行上市、证券经营机构业务等，经济日报对改革初期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给予了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