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师大讲台上
在爱丁堡旅行途中
和妈妈一起读绘本
在捷克特莱津集中营为无名死难者献花
近期，在网络上反复看到一本书被推荐，书名为《给妈妈当妈妈》，封面是温柔的橘粉色，但它真的不是一本育儿书，而是作者陆晓娅通过35篇陪伴手记，回顾母亲从认知症初起直至离世的生命记录。
陆晓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过一门公共选修课，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报名者众。后来她将此课的教学实录写成《影像中的生死课》一书，其中的跨学科、高互动、激发学生思考和参与的课程设置，都令人不由得向往那个课堂。
而她长达27年的身份，是《中国青年报》的一名编辑。她在上世纪90年代任职期间创办的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颇具社会知名度。
年退休后，她还曾和热线志愿者一起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服务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期间，她的母亲出现了严重的记忆衰退，患上了认知症。在《给妈妈当妈妈》的简介中可以看到，“在身为人女的陪伴过程中，面对逐渐失去感知能力的母亲，她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被自然而然运用”。
采访中，晓娅老师在赠书的扉页上写的是：与你分享我的生命故事。面对如此丰沛的生命故事，如何能不分享？
都是寸劲
年过六旬的陆晓娅自称斜杠老年。而当年15岁下乡时，她在同行知青中年龄最小。年18岁时被招收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回想起来，她觉得有不少“现在想来很寸的事”。
当年工农兵学员招生，由各大学留校老师组成小组亲自下乡挑选，他们为了招生“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陆晓娅也幸运地遇到了走遍陕北把她带到北京师范学院的朱榕老师。陆晓娅插队的村子地处偏远，“从县里到村上，没有公交，要翻三架大沟，徒步一整天，大概有90里路。朱榕老师是县招生组长，居然就走到了我陆晓娅所在的公社。”
招生小组向公社干部和知青们询问“哪些知青喜欢读书？”有人提到了陆晓娅。陆晓娅到县里参加面试，老师让她念一段中文书，又问了几个问题，便结束了。事后陆晓娅想，可能老师看她年龄小，想培养她学外语。走出“县革委会”大门时正碰到朱榕老师进门，他看陆晓娅像知青，就把她截住问问题。“问的是《红楼梦》。”那时陆晓娅不仅已通读过《红楼梦》，还涉猎了《红楼梦》的研究文章以及文学史，因此并没有被难住。可是报名填表时，公社要求“家庭出身”一栏要填写祖父，陆晓娅只好填了“地主”，“填完就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在几乎绝望的等待中，公社突然通知她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录取了，要她到县里报到。
陆晓娅回忆当时的情景，仍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同一个县插队的，有北大附、人大附等学校的知青，但那些她眼里的“才子才女”那年都没能被录取，原因大半是“出身不好”。她的一位朋友，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中的老高一，已进入录取名单，却因为妈妈中学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被刷了下来。当天陆晓娅步行十多里山路到朋友所在的村子，陪她待了一夜。第二天朋友送她到河边，说罢“我就送你到这里了”，扭头哭着走了。
大学三年后毕业分配，陆晓娅被分配到北京五十五中。她很惊讶，猜测因为自己的父母都是驻外记者，而五十五中招收外国在华人员子女，似乎挨着点边。陆晓娅教了六年语文，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文革”结束后还成为东城教育局语文教研室最年轻的教研员。
第二战场
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复刊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陆晓娅参加了招聘考试，初试时成绩名列第二，这使她顺利进入中青报。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在科学部任职。
科学部是由中青报的优秀编辑李大同启动的。李大同看过陆晓娅的一些采访报道，在文章里读出了写作者的激情，他请陆晓娅一起创建新部门。陆晓娅回忆：“那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禁忌，我们科学部的口号是‘凡有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报道范围’。”
激情洋溢的年轻部门学习热情高，工作动力强，办公室里常设小白板，那是编辑记者们分享好书、好文章的天地。他们组织过诸如“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等报道，社会反响巨大。
听陆晓娅的叙述，可以想象当时她工作劲头的饱满。一次，她在西单街头偶然看到一个心理咨询中心，这对于她是新鲜事物。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跑去采访，由此知道“原来心理咨询是这样的”，并由此产生了“这事我能不能做”的念头。
随后，陆晓娅采访了心理学者谢晓庆。谢晓庆年轻时曾因一时冲动而获刑。他告诉陆晓娅，如果当时有一条心理热线，或许就能帮到他。
这句话，促使陆晓娅创办起了“青春热线”，她认为可以帮到很多人，而且“做起来不是很难，只需要一间办公室和一部电话，再招募一些经过培训的志愿者”。陆晓娅是行动派，很快向报社提交了方案，得到报社同意后便开始招兵买马。
“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年龄、所长、专业不同，有医生、编辑、记者、会计，各色人等呈现出一个多元样貌的社群。陆晓娅聘请高校的心理学老师为志愿者提供培训。除了热线电话，她也曾和志愿者们一起参与危机干预，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甚至还将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写的话剧《心的面貌》改编后上演，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月上演出时，大学生们反响热烈。陆晓娅认为，这是自己在报人生涯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
在这个“战场”中，陆晓娅希望自己更具专业性。所以，除了自己学习外，她于年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学习起了心理学。
“上学那一段时间很难，孩子小，先生在国外，工作也不能耽误，压力挺大的。”陆晓娅记得有一次，在报社工作结束吃完午饭，打车去北师大上课。她告诉司机自己的目的地后，师傅问她：“您是北师大的教授吧？”陆晓娅回答说不，我是北师大的老学生。师傅诧异地扭头看着她说：一个女人，干吗那么要强呢？
陆晓娅就是充满学习的渴望，读完心理学硕士班又读了博士班。如今回想起来，她说幸亏当年要强，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了最重要的投资——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了生命成长的意识。这些都成为她退休后的“转型资产”。
转型资产，是她前些日子看的一本名叫《百岁人生》的书中提到的。作者阐述，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以前固有的三段式人生可能会变为多段式，人的一生可以从事不同的行业，但转变的前提是你过去的人生为你的下一段人生提供了转变所需要的资产，也就是转型资产。陆晓娅解释：“转型资产不一定是学历，可能是某种能力或你真正想做的事。一个人拥有的转型资产越丰富，也就越容易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陆晓娅所为之努力的心理学，便是她的重要转型资产。
在学习过程中陆晓娅也体会到，心理咨询“需要大量的学习和训练，一个心理咨询师不能靠自学养成。因为心理咨询师自身的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咨询关系与咨询过程，因此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需要首先面对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包括处理一些重要的心理创伤，不仅是学习咨询的理论与技巧，同时也要提高自我觉察能力。
心灵春天
陆晓娅说，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就是她在初上硕士班的成长小组里重点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对她的后半生都有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让她的性格也有所改变。
陆晓娅给人以亲切、慈爱之感，接触时间略长，更能体会到其心灵的豁达。而她总结在学习心理学之前，自己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比如在报社做记者，她的手写稿送到总编室，编辑可以一字不改地发排。陆晓娅感叹：“他们就觉得陆晓娅的稿子好，可是没人知道我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所付出的代价，那是一遍一遍地重抄，不断追求完美。”
通过学习，陆晓娅知道追求完美的一部分心理基础是缺乏安全感，“害怕得到不好的评价，非常希望别人肯定，于是花很多时间在非创造性的工作细节上，这其实是影响创造力发挥的。”她细细琢磨，知道自己心中的冰块来自于童年时期和母亲的疏离。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陆晓娅一岁多被送到外婆家，五岁开始一个人在北京上幼儿园、小学，15岁到陕北插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寥寥可数。
学习心理治疗的过程像是给陆晓娅的心灵带来了春天。现在她有时开玩笑说，自己从一本正经变得“越老越不正经”了。她可以幽默地写作，里面甚至包含了儿童的天真、好奇和顽皮。
但就是这样一个虽未感受过多少母爱，但有不少心理学知识的人，要给患了认知症的母亲当妈妈。
什么是认知症？陆晓娅在书中引注中国认知症领域倡导者洪立的话：过去，人们把认知和记忆退化方面的疾病叫做“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等等。但是，一方面“痴呆”“失智”有歧视的味道，一方面阿尔茨海默症只是这类疾病的一个亚种，因此国际上已经逐渐用“认知症”“认知障碍症”作为这类疾病的名称。
在陆晓娅的陪伴记录中，可以看到她面对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凭借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通过理解、接纳、亲近、呵护去延缓病魔对母亲伤害的过程。这期间，她们重建了母女间身心的沟通，隔阂也慢慢修复，甚至母亲的童年创伤也被缓缓抚平。
洪立感叹：“晓娅笔下的故事，不仅会让我会心地笑或感动地流泪，还让我感受到滋养——她在应对老妈出现的各种情况中，我看到很多心理学理论或技术的影子，而这些理论或技术被晓娅用得出神入化、富有创意。在这个相依相伴的照护旅程中，她们都得到了内在的成长。”
执着公益
个人的改变同时加深了陆晓娅对人的认识，这些影响直接反映到她的工作和教学中。
陆晓娅一直有个心愿，使“青春热线”成为公益机构。年退休后，她立刻和原热线资深志愿者杜爽一起将之付诸实施。杜爽是中国经营报记者，小陆晓娅19岁。她们成功创建了公益机构，服务于留守儿童。两个人一起工作5年，兴奋，辛苦，并执着。
第一次到学校，陆晓娅就被校长一把塞到一间初二年级教室，这个班的班主任因为生病未能到校，校长请陆老师代课。仓促上阵的陆晓娅急中生智，带孩子们做起活动，她让孩子们写下心中的北京。有的孩子写北京好大，有的孩子写北京好小。觉得北京好小的孩子老家在山区，他是习惯在大山里跑的，到北京后住在城中村，住房窄小，没地方去跑去跳。陆晓娅进一步问孩子们的理想，发现很多想留在城市，尤其那些出生在北京、从未回过家乡的孩子。
于是，她们设计了“芝麻开门”活动，帮助那些身居城市却对其陌生的孩子了解城市，带他们坐地铁，逛公园，处理遇到的问题。学习了叙事治疗后，陆晓娅深信：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找到新的自我认同，发掘出生命新的可能性。
这也包括大学新生入学后的适应问题，农村孩子突然进入陌生的大都市，前十几年的生活经验都用不到，有些便会出现适应困难、茫然无措的慌张心理，继而产生自卑情绪。陆晓娅曾为入学三个月的北京新生做心理工作坊，她发现那时学生们的负面感受远远大于正面感受。有的学生写下的细节让人意想不到：比如在大校园里迷路，普通话说不好，发现北京的同学会转笔。有两个来自同一地区的同学互相提醒吃面条别吸溜。“他们写的这些细节，每一个都容易打倒他们。堆积起来，会使人自惭形秽。如果再有外界刺激，就容易爆发崩溃。”
陆晓娅曾请学生用“我”为开头写诗。一个刚入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写下“我是一个卑微的人”。陆晓娅认为这不是他的谦虚，而是突然看到巨大差距而产生的自我怀疑。而这些心理状态，及时发现都可以引导。
探索生死
60岁时，陆晓娅又一次转型，退出歌路营，到大学任教。原因之一是母亲的病需要她更多付出，歌路营的忙碌使她的时间捉襟见肘；原因之二是她喜欢读书，很多人生积累都适合大学生，她想在大学校园开设生命教育课。她设计的课程，北师大也欣然接受。
陆晓娅不喜欢结构化教学，不愿意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生死议题当成“知识”来讲，她强烈怀疑单向讲授的学习效果，认为那是“只让大脑皮层吸收，而在情感上没有任何触动的学习”。她喜欢电影，于是想到将电影作为思考的平台。因为电影中的很多场景都会带来情感的触动，也可以打开思考的空间。所以，她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这门让学生会产生好奇的课程。
“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一开就是5年。
陆晓娅的课堂上有大量的讨论环节，比如关于《死亡诗社》的课程。这部名片很多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观看过，再看会有不同么？陆晓娅觉得有可能，不同年龄观影会有不同的感受，讨论中就有碰撞。关于尼尔的自杀如何理解？有些学生说无论如何不应该自杀，有的学生说特别理解他。陆晓娅继而发问，你心里的自由是什么？你准备为自由付出怎样的代价？你会怎么做事来培养你的能力再去开拓自由？在陆老师的引导下，一个点的认知，有可能因为不同视角的触动而松动，从而获得心理空间，而只有有了空间才可能容纳其他观感。
很多学生的学习发生在了课堂外，主动写作，记录课堂感受。“常常在课后第二天，我一打开邮箱就发现学生发来了邮件，有的学生写得很长，很多思考真的很棒。”这是陆晓娅想要的，也使她确信学习和思考真的发生了。陆晓娅同时相信，这些毕业后很多要成为教师的孩子，会带着思考继续往前走。
而对于陆晓娅来说，和年轻学子们探索生死，也帮助她整合了心理咨询、阅读等多方面的经验，继而促生再思考、再创造。
年，陆晓娅突然想要出去看世界了。于是她停掉课，在照顾妈妈的间隙开始出国旅行，边走边写。走着走着，一门新的课程《自助旅行与自我成长》又为大学生开设出来。
好的告别
陆晓娅曾经六上手术台，医生老认为她长了恶性肿瘤，但是切来切去总是良性的。陆晓娅笑说自己都变成滚刀肉了。有一次等在手术室门外时，她听到有人哭，是跟她一样准备进手术室的人，她说那种因为孤单恐惧的哭真的是完全能理解。“我就想对生死真的需要事先有思考才好面对。”听着哭声的陆晓娅，在心中默默作诗：“我躺在手术室外面/等待麻药把我带进睡眠/当刀剪划破肌肤/梦会送来一道谜题/让我猜一猜会在哪一个次元醒来。”
最近她在读《好好告别》，是国外一位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所写。她越看越觉得“好的告别是人生的圆满，好的告别不仅是生理上没有痛苦，同时也是内心没有遗憾，没有挂碍，没有恐惧。有研究认为越是没有充分活过的人越怕死，所以要不怕死，先得好好活，充分地活”。
陆晓娅的母亲走前，护工给洗了头发，干干净净的，她和妹妹给母亲穿上了心爱的丝绒旗袍。母亲去世后，陆晓娅虽然感到哀伤，但是没有遗憾，十几年的陪伴，全家人都尽了最大努力。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已经变得亲近。
在结束了照护母亲13年的长跑、用《给妈妈当妈妈》为母亲留下纪念、为这段陪伴的日子留下记录之后，被疫情羁留家中的她开始写作一本新书《旅行中的生死课》。壮丽的大自然、人类文明的废墟、名人和普通人的墓地、战争与屠杀的现场、被摧毁又被顽强重建的宗教殿堂、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和故居中的生命印迹，都带给她许多思考，也让她不断地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陆晓娅说，在学习与探索生死问题时，有三句话令她印象深刻。第一句是一次去访问临终者的路上医生说的：*泉路上无老少；第二句是已故台湾生死学者余德惠说的：死亡永远比预期来得早；第三句是在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