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在《衡水日报》滏阳花版发表第一篇散文，是在年秋天。那时候我能看到的《衡水日报》非常有限，父亲偶尔拿回家的几张旧报纸，都被母亲剪了鞋样或是打了袼褙，我必须要在母亲用这些报纸前尽快读完。父亲工作的兽医站订有一份《衡水日报》，送报纸的是当地村里的一位村民，他平时要下地干活，往往好几天才把报纸送过来，有时候是他七八岁的孩子代送，那报纸经常有缺失的。父亲和同事经常要出诊，有时候兽医站会锁大门，报纸就塞到了大门下。那大门顶只有很窄的一个砖垛，被塞进来的报纸被风吹日晒，甚至雨淋，让我觉得非常心疼。
那时我刚中学毕业不久，每天需要做的就是跟着母亲侍弄家里的几亩责任田，给棉花整枝打叉我总是弄不好，下地割麦、割谷子，我总是不会捆钥儿，经常被母亲唠叨，我看不到希望，写了一篇抒发郁闷心情的文字，誊在方格纸上，寄到了衡水日报社，我觉得我这愁云密布的心情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当时的副刊编辑王奎申老师看到这篇稿子后，很快给我回了信，开导我说这个年龄不应该这么消沉，应该是正如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并给了建议让我修改。收到回信，我非常感动，很快扭转了思想进行修改，再次投递出去。
这时候我开始到乡镇企业上班了，不能经常看到报纸，父亲单位的几个同事，都会往家拿报纸，附近的村民也经常来要报纸。等了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这篇稿子发表出来，慢慢泄气了。直到有一天，父亲一个在县城居住的同事突然说起，在县城的局机关看到《衡水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署名和我一样，但是看那内容，又觉得不像是我写的。我问他具体内容，他也没说，因为他不大相信，这样的文字会出自我手。父亲在旁边埋怨我说：“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遛遛。”
我不敢确定那稿子是我写的，但是又抱着一线希望，到处找报纸，终于找到了这一期，我的处女作《正是红日喷薄时》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此后，我不放过每一个能读到《衡水日报》的机会。除了父亲单位，工厂的办公室、亲戚家的商店内，都有《衡水日报》，每次我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在车间上班，工友们休息聊天的时间，我坐在角落里在小纸片上写下一点一滴的文字，那个装订车间地上是成堆的碎纸边和废篇，我可以随便捡起一张来写。就这样边工作边写稿，我的小文章不时在《衡水日报》发表。副厂长是我们村的，一次他从办公室拿着刊有我文章的报纸来到车间，惊喜地对我说：“这是你写的吧？”我害羞地点点头，心里想说把这张报纸留给我吧，但是他很快又把报纸拿走，去办公室传着看去了。那篇小稿其实也就是几十行，占了很小的一块，但是对我来说，喜悦却是充足的。
后来，家里接手了小商店，同时开了小饭馆。有一次，一个在信用社工作的大伯来吃饭，等人的工夫，他看到了桌子上有我稿子的报纸，时间是晚饭时，这位大伯高兴地拿起报纸却看不清字，他说眼花了，没戴花镜，当时我家那灯泡也才25瓦，大伯搬过一把凳子，放到灯底下，站在凳子上就着光亮看，终于读完了，对我赞不绝口，我兴奋地忙里忙外。
在《衡水日报》发表过几篇文章后，我耍起了小聪明，一遍遍誊写太费劲了，那时候有复写纸，我誊写时垫上两张复写纸，写一遍就是三份，我想的是如果报纸不发，我还可以留着底稿日后修改，誊完后我把复写的一份寄到了报社，王奎申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批评我说复写的好多地方看不清楚，这是对自己文字的不尊重也是对编辑的不尊重，我惭愧不已，立马重新抄写并诚恳道歉，稿子很快发表了。
这样一位一直支持我的伯乐到底长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别说报社了，衡水我都没有去过。在一个夏天的中午，趁家人午睡，我偷偷骑上自行车到县城，买票坐公共汽车去衡水，那时候公共汽车都是私人的，我坐上去好久了，车还不开，我几次问老板兼售票员，她都说：“快了、快了，等人坐满了就走。”我好怕因一点点意外而去不成。终于坐到了衡水，按照那个售票员的指引我下了车，新华路南几排红砖墙的瓦房就是报社，我终于见到了王奎申老师，他的大办公室内还有其他几个编辑，王奎申老师态度和蔼，谦和儒雅，像长辈、像老师，说了几句话我就匆匆返回了。到家已是傍晚时分，母亲听说我去报社的事，并没有责怪我，让我长舒了一口气。
此后我写了许多身边的人物，有坐轮椅的修表人、有退休厂长当门卫，也有下岗女工创业的故事，每一篇，都引起了身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