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粟裕在皖南新四**部接见国际友人(左起:德国记者汉斯·希伯、陈毅、加拿大护士尤恩、粟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汉斯·希伯塑像。
年3月7日，希伯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沈其震为他翻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大量的西方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战局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与他们相比，汉斯·希伯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
希伯同样是一位来自万里之外的外国记者，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记者，在中国山东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他穿上八路**装与中国人民共患难，最终以一名抗击日寇的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
希伯的事迹一度只留下极简单的墓志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王火四处奔走，多方探访，完成传记小说《外国八路》。
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支持……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
墓志定缘
山东省临沂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与新四*副*长罗炳辉墓毗邻的，便是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的长眠之处。六角亭状的陵墓庄严美观，汉白玉雕成的希伯半身像矗立一旁，墓碑上，详细镌刻着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华大地上战斗的事迹，供各界人士瞻仰缅怀。
不过，30年前，希伯的墓却不是这番模样。今年96岁高龄的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清晰地记得初次邂逅希伯墓的情形。大约是年，那时在临沂第一中学当校长的他到学校附近的烈士陵园凭吊，一下子被希伯的墓茔和墓上的题字吸引了，“墓上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两行字，文字传略极其简单，大概只知希伯年战死于沂蒙山区的大青山。”
王火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早年做过记者，写作更是多年爱好，敏感的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外国的共产*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想写一写汉斯·希伯的人生故事，可是，墓上的题字和传略太简单了。向临沂老乡打听，没搜集到更具体的情况，却听到了一些动人的传说，“有的说清晨日出时，有人曾看到过身材魁梧的‘外国八路’在山顶上瞭望日出；有的说，阴天山顶云雾缭绕，能看到希伯骑着枣红马在云雾中奔驰隐没……”这让王火更加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外国人，能让当地老百姓如此传说呢？
这样的疑问在心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直到年夏天，重新拿起笔的王火才有机会着手寻找希伯的故事。
那时，希伯已经牺牲了37年，37年间风云变幻，王火只能进行“大撒网”式的寻找：在临沂访问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到烈士陵园积满尘土的屋子里翻阅档案，去图书馆甚至私人收藏中查找相关资料……几番辛苦，只找到了一点材料，并且，仅有的这点材料还相互矛盾，比如最基本的希伯国籍，就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等多种说法。
还好，初步的资料搜集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希伯牺牲前在今沂南县一带活动，参加过师罗荣桓*委领导的年“留田突围”之役，他跟随部队在东蒙山中行*，直到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
王火决定沿着希伯当年的足迹走一走，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回忆说：“当时沂蒙山区交通不便，汽车、公路统统没有，就骑着自行车下乡。山区里好多河沟没有桥，只能卷起裤脚、扛起自行车蹚水过河，那时候刚好是雨季，山洪泛滥，有的地方水深齐腹，就把衣服脱了直接过去……”在山里走了两遍，王火被慢性肠炎和腹泻折磨了一年，但他一点没后悔，因为这次采访收获颇多，从山区老百姓口中听到了希伯的许多具体事情，还纠正了一些资料中的错误，比如希伯牺牲的地点应是“五道沟”而非“梧桐沟”。
忙活了一年多，王火心里有底了。随后，他在济南找到了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惊喜地发现报纸上有不少希伯在鲁南的相关报道。在北京和上海，他访问到了许多了解希伯或与希伯交往过的中外人士，如粟裕、萧华、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帮助安排希伯去延安的王炳南、在山东根据地接待过希伯的黎玉、邀请希伯访问新四*的沈其震，以及希伯夫人秋迪、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在访问过程中，前期的各种疑问陆续找到了答案。
几乎被埋没几十年的汉斯·希伯的事迹，终于慢慢浮现了出来。但在“文革”刚刚过去的上世纪70年代末，王火还是有点顾忌，写这样一个外国人，*治上可行吗？为此，他特意拿着介绍信到外事部门（中联部）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为什么希伯到今天没有人写？”有了外事部门的肯定和支持，王火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希伯的点滴故事逐渐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汉斯·希伯，年出生于克拉科夫（Krakaw），此地原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地方（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但他在德国学习、成长并开始*治生活，参加了德国共产*。“这便是他的国籍有不同说法的原因。”王火告诉记者，希伯在德国上大学期间，曾参加过德国的工人运动；一战期间，年轻的希伯在德国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入狱，直到战后才被释放；参加德共后，曾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的报社工作；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
希伯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和问题，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中文名字来自中国好友沈其震的馈赠，据沈其震回忆，他曾告诉希伯，“希”是“希望”的意思，“伯”在弟兄排行的次序里代表老大，是中国人给大儿子起名时常用的字，“我是长子，我原来的名字就有‘伯’字，现在我不用这个名字了，我把它送给你”，希伯听后非常高兴，欣然接纳。
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一样，从年到年，对中国满怀希望的希伯先后三次来华，在中国度过了长达11年的时间。11年间，他用手中的笔，与革命大潮中的中国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不解之缘。
笔底惊雷
年，年仅28岁的希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甫到上海，便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捏造事实说“学生们要冲击巡捕房，游行队伍中有人在呼喊：‘打死外国佬！’这一类口号”。
这让希伯愤怒不已，因为惨案发生时他就在现场，同许多外国人一起不受干扰地观看了游行队伍，真相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或受伤。他在报道中秉笔直书，毫不留情地戳破租界当局的谎言：“英国人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打响了大屠杀的枪声……这是一次卑鄙的谋杀，是英国‘文明’代表们粗暴、残忍的产物。这些刽子手们对他们在殖民地屠杀手无寸铁的牺牲者已习以为常。”
亲历惨案，希伯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嘴脸，也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壮大气势。年12月，希伯开始到革命中心广州的国民革命*总*治部编译处工作，负责英文周刊《中国通讯》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实际是向国内外公众宣传国民革命*领导集团的主张。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变后，希伯毅然放弃了国民*府的“铁饭碗”，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他还写了一批讨伐蒋介石叛变的文章，直言“打上叛变印记的蒋介石，尽管他可以继续他的血腥镇压，但革命也将把他及其罪恶勾当投入万丈深渊。”
辞职返回欧洲后，希伯依然挂念中国的命运。年初，他将自己在华期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在柏林出版，取名《从广州到上海（-）》。年正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目睹了蒋介石叛变的希伯仍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他在这本册子的前言写道：“国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词句被揭露了……中国革命在继续、在战斗，中国几亿人民的胜利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逆转。”
因为信心，希伯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