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今野晴贵一直从事职场维权，帮助那些被“吸血企业”压榨和霸凌到崩溃的人讨回公道。在这本书里，他详尽解释了日本吸血企业的用工制度，解释了这些企业如何自私地将剥削成本转嫁给全社会、造成不可持续发展。
虽然《吸血企业》谈论的是日本的职场现状，但实际上，中国不少企业借鉴了日式管理模式，日本年轻人所经历的痛苦也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找到。
1培养“职业意识”的本质是摧残和控制
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进入职场后面临的精神折磨，而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新人培训、KPI考核、进阶培养都少不了人格摧残和控制。
日本企业的新人培训常常充斥着“你做人有问题”、“你就是人渣”、你这不行那不行的训斥。习惯了老师谆谆教诲的职场新人，尤其是那些听话的优等学生，以为这些训斥反映了真实问题，殊不知这只是让你彻底服从的霸凌。
懵懂时期的我就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指责。刚进入香港百年报社《南华早报》时，我和其他四位新人接受路透社前资深编辑的培训，在一次写作培训中，白人老头指出了我们的措辞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写法，要求我们一字不落地把他的句式写进去，第二天交稿时，他又把我们批评了一通，说这句话写得狗屁不通。我的同事很疑惑：“这句话不就是你昨天要求我们写下来的吗？”老头说：“我有说过吗？”此类选择性遗忘还发生了好几次。那一刻，我悟了。正如本书所写：“新人培训恐怕是将员工转化为奴隶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当你通过了新人考核，无论怎样付出努力，也可能面临无尽的否定和谩骂，这是一套高度成熟的、破坏人格的方法，和《CultsinOurMidst》这本书里罗列的心理操纵术如出一辙——先摧毁你的自我和原有价值观，再让你产生精神依赖，最后输入一套新的价值观，彻底洗脑。
越是优等生，越可能受到重磅摧残，因为从小到大成绩优异的年轻人习惯了老师的诚实反馈，把自我价值与老师家长的评价绑定，但是职场老板会编造各种理由、竭尽全力砍掉年轻人的脑袋，让他们放弃抵抗，毕竟老板最怕指点江山的聪明员工。
例如，我的一位波士顿大学的校友，成绩优异、沟通能力很强，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期间，她跟我诉苦，无论怎么努力、做得多么出色，她的老板就是一个劲地贬低她，还故意给她布置临时任务，让她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她实在受不了，辞职了。
同一时期，我也经历了第二份工作的痛苦挣扎。部门人少，我身兼数职（引进海外课程、做财务报表、规划海外市场、协助教学、跑销售、做公关等等），根本忙不完，免疫力一下子下滑、扁条体发炎，完全失声了半个月。我的上司找我谈话：“我非常欣赏你的能力，但是看你最近没有之前那么努力了，怎么回事？”我问她：“我是不是一个人干了五个人的活？”她说是。我说：“我份内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做不了那么多额外的工作。”她说我得多承担一点，并告诫我：“人要有奉献精神！”然后，我请了年假，度假期间直接辞职了。
在企业中，这种精神折磨被包装为“筛选”，因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很划算。反正市场劳动力供大于求，应届生的薪资成本又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能够忍受高强度劳作的就留着，忍受不了的会自行辞职；再加上多数工作高度机械化、流程化，没有员工是不可替代的，员工跑了，立马换新的就行了，不影响组织运转。
加拿大动画短片《无领带乐活日》中用后即弃的人
在日本职场，精神PUA更为严峻。这是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企业大量裁员必须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没有特殊理由不可解雇正式员工，不然企业要支付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吸血企业当然会想尽办法节约成本。于是，管理者使劲霸凌员工，让其提出个人原因离职，这样企业没有丝毫损失。但是，不少日本年轻人因此患上抑郁症，重度抑郁的人向吸血企业索赔无果，失去劳动能力后陷入贫困深渊，有的甚至自杀或过劳死。
为防止霸凌，今野晴贵建议年轻人保持清醒，坚信自己没有错、对公司保持怀疑态度、熟读劳动法、多咨询劳动部门专家、坚守自己的合法权益。
2不可持续用工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
日本人被奉为亚洲最拼命的民族，还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过劳死”一词，为什么他们愿意奉献企业呢？因为日本传统的雇佣制度是终身的，员工把一生都交给企业，企业则用高薪资、高福利来回报。
我在东京大学结识的一位印度朋友跟我吐槽，日本同学们太卷了。他的一个日本同学在实验室里干了12个小时，晚上还去酒吧打工，忙到凌晨四点，早晨八点又去实验室上班了；还有几位日本同学下班了，没加班任务也不回寝室，把睡袋放在实验室，主管一出现，就立刻爬起来，假装自己还在忙，然后整个实验室都变卷了，这位印度同学说自己无地自容。这种自愿加班的心理正是由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带来的。
但是，在经历了泡沫和金融危机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已经被取代了，企业不再长期培养不可替代的员工，而是大量招聘大量裁员，用后即弃。一些企业为了快速扩张，把员工压榨到极致，造成员工抑郁症、过劳死，而治疗成本全由公共机构承担，加剧日本少子化，牺牲经济体的未来发展潜力。
不断膨胀的吸血企业像一个黑洞，获得黑心专家的共谋，扩张势力。自21世纪初以来，日本律师数量激增，但是业务没有增加，这些律师投靠吸血企业出谋划策，帮他们恐吓并且劝退员工、规避裁员和精神伤害的法律责任；原本应该为员工提供咨询服务的社会劳务士为了解决生存，也投靠了吸血企业。个人的权益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些吸血企业变得有恃无恐。
今野晴贵指出，这种雇佣关系的不平衡，如果不进行干预，会加深剥削，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建立企业外部的行业工会组织，协助员工谈判；社会要做好劳动法教育和普及，让年轻人有保护权益的意识；年轻人要敢于斗争，“绝不能期待明君降临来救年轻人于水火”，小心合同里的霸王条款，学会在职场里有战略性地取证，不要为了短期的甜头而放弃了斗争，好的制度就是在纠纷和斗争中建立的。
3自救方法：让企业为你打工
我认为，今野晴贵提出的解决方法很难适用于中国，毕竟社会环境不同，指望社会各界推动改变是漫长的，而且很少有人具备合适的条件和勇气去和庞大的体系做抗争。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咱们不能甘于做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不是为企业打工，而是要让企业为我们打工——想办法把企业所提供的平台利用起来，尽可能获取关键的信息、人脉、渠道和资源，化为己用。
我发现，许多能力强的前辈就是这么干的。我采访过一位杭州富阳农村出身、初中学历的大叔，在90年代末是车间工人，但因为喜欢四处走动，老板派他去天津跑业务，但他发现自己做得再出色，也顶替不了老板的亲戚，还时常被排挤。年，打工两年的他，积攒了进货和销售渠道，干脆辞职，自己干贸易、赚差价；年，他积累了一些资金，办了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如今，他每年的营业额达到千万元。
在媒体和教育行业，这样的人更是比比皆是。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常馨月上班期间就做起了美妆博主，年她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迷茫：“我觉得自己已经触到天花板了。”那一年，她离开了央视，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美妆购物平台；20世纪初，一批新东方名师累积了客户和教研资源后，自己开班去了，变成了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
所以，有能力的人，哪怕脱离吸血企业，照样能生存并且发光。他们对现状的不甘，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给社会带来多样性，给经济体带来活力。
正因为吸血企业不可能给个体带来长久的物质和精神回报，我们更要把命运交到自己手中，保护自己不被压榨和霸凌的同时，尽可能掌握关键信息和资源，不断学习和积累，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