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医专家历经10余年持续努力取得的宝贵成果。这其中，第九、十、十一届市政协委员，曾任世界卫生组织ICD-11传统医学疾病分类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朱邦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世卫组织会上力争话语权
国际疾病分类（ICD）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颁布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标准，它根据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及其解剖位置等特性，将疾病分门别类，使其成为一个有序的组合，并以编码方式来表示的系统。
从年起，世卫组织开始筹措将传统医学逐步纳入ICD家族，以促成其对全人类健康、福祉的卫生事业的更大贡献。年，世卫组织决议敦促各会员国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和标准，以促进传统医学适当、安全和有效地使用，并酌情将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在此背景下，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出包括朱邦贤在内的团队，代表中国出席了世卫组织关于传统医学纳入ICD-11版的专家磋商会议。此前，世卫组织西太区办事处编制出版了《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年），日韩两国拟将其以“东亚传统医学（EATM）国际疾病分类”（以下简称“西太方案”）的名义直接塞入或作为编制WHOICD-11的传统医学部分的基础性文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渡边贤治教授出面介绍“西太方案”。我国政府派出中医专家参会，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日韩两国把持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标准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局面。
会上，渡边贤治用PPT介绍“西太方案”的编制及其术语文本，说这是由中日韩三国专家编制的代表东亚地区的国际传统医学的术语标准。当PPT停滞在“霍乱”术语样本上时，朱邦贤当即指出PPT里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错误——该PPT把疾病名术语“霍乱”及其下位词“干霍乱”的定义展示了出来，却缺失了最为典型的“湿霍乱”术语。而“湿霍乱”上吐下泻等临床特征，正是霍乱病的典型表现。在我国国家标准里，对这个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专门设有“时疫霍乱”的疾病名术语，以便与夏秋季食物中毒等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出现类似症候的“类霍乱”加以鉴别。“所有纳入的疾病名术语，都必须有临床证据支持和明确定义加以区分，绝不可含糊其辞或混为一谈”，朱邦贤义正词言地说道。
中方严正声明“西太方案”只是一个西太区编制的传统医学术语集，既没有正式实施，更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与监测，不能直接纳入ICD家族；自从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医学（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的英译名即成为WHO官方文件涵盖中医学体系的正式称谓，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包括日韩等国在内的WHO成员国所认可，完全没有必要生造一个所谓“EATM”来替代TCM。
那么，到底具备什么样资质的传统医学才能纳入ICD家族呢？中医学作为对疾病有独到系统的认知，具有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丰富的诊疗康复技术方法和显著的疗效；且历史传承最为久远，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统医学，可以首先纳入ICD家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所有的传统医学，都可以纳入该国际疾病分类体系。“有独立体系和全球影响力的，可以先进来；不成熟、不成体系的不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传统医学，文化背景不一样，来源和理论体系、技术支撑不一样，是没办法放在一起的。”朱邦贤说，“所以，我们打算设立一些入围的门槛。”所谓“门槛”，即任何一种传统医学要纳入ICD家族，首先必须要以有国家标准的颁布与实施为前提，该传统医学还必须具备有两大洲及其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应用为基础。日本没有制定和颁布该国传统医学的国家标准，韩国当时刚刚颁布韩医的国家标准，还没有国家层面的实施与监管经验；中国在年和年分别颁布了2个中医国家标准，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对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的诊断与医疗质量连续采样监测了10多年，积累了多万份中西医双重诊断的病历首页诊断记录，可以提供中西医疾病名诊断及其相关数据。就目前态势而言，唯有中国的或源于中国的传统医学才具备入围资质。
在与日本等国专家据理力争的同时，朱邦贤等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自年以来中医国家标准及其术语集编制和应用、监测的情况，以及基于对“方证相对”原理的阐释，自年起，朱邦贤团队采用采用数据库、Web技术、本体方法、人工智能等，构建的“中医方证研究与新药开发决策服务平台”，实现了对历代中医文献按照方剂、病症、病机、治则、药物、医案诸要素及其层次关系的结构化存储，进行要素轴间的关联、聚类与深度挖掘，通过知识规则的发现，为用户在中医药科研、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提供咨询和科学决策。
世卫组织国际疾病分类处的主管，来自土耳其的医学专家乌斯坦教授是传统医学能否纳入ICD-11的关键性人物之一。此前，他对传统医学是否纳入ICD家族持有异议，当他听到中国采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尤其是本体等方法整合生物医学知识，构建中医药信息化、标准化服务平台的情况介绍后，上网查证发现所言不虚，非常吃惊！他告诉朱邦贤：“这次ICD-11版的修订，想要用本体技术方法来进行医学知识的整合和信息的处理，你们能采用本体技术来处理古老的中医药学，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探索和实践。”这或许就是乌斯坦教授改变看法并提出这一积极建议的“触发点”。
乌斯坦教授还饶有兴趣地问道：“你能否用最简单、最明了的一句话，告诉我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朱邦贤想了一下，告诉乌斯坦，中医是看生病的“人”，西医是看人生的“病”。乌斯坦听明白了后说：“哦，很神奇！中医是符合人类医学发展方向的。”
此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的支持下，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严世芸和朱邦贤等，在原国家标准修订组的基础上搭建包括全国专家在内的专家团队，由严世芸任顾问组组长，朱邦贤任专家组组长，坚持了长达10年的艰辛努力和探索。
为了推进WHOICTM的实施，首先要做好中国政府的TCM推荐方案。基于年日内瓦、香港会议所取得的共识，朱邦贤和同事们以年和年颁布的两个中医国家标准修订稿为基础，参考国内行业、学会标准及西太方案、韩医标准等，多次提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意见论证会、审评会，完成了“WHOICD-11TCM中国政府推荐方案”的编制，年7月，中国政府推荐的传统医学模板正式提交WHO。
年12月，WHO国际疾病分类传统医学部分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提出的在中医学理论框架基础上包含日、韩两国传统医学有关内容的“病证结合诊断模板”得到了与会各国专家的一致认可，成为编制WHOICTM的工作基础，从而为中医药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这10年里，朱邦贤和中方专家团队的同事们完成了“WHOICD-11TCM中国政府推荐方案”的编制、国家标准的英文翻译后，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足于行业发展需求、捍卫国际化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的要求”，承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等4项国家标准重修订的任务，构建了一个按照中医学术本体、临床实践发展而更新，跟踪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发展趋势，充分满足医学信息的统计和交流，医疗质量监测和评估需求的国家标准体系。年1月，《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等4项国家标准通过了全国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审核，目前医院进行试点和培训工作。
长年为传统医学鼓与呼
多年来，朱邦贤从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及糖尿病、肝病等中医药临床研究，是沪上知名的中医之一。他常说：“我个人的经历和起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也赶上了国家支持发展中医的好时光，我能不为中医药事业、为中医药学术发展尽点绵薄之力吗？”
可他坦言，小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学医。年3月，朱邦贤到了黑龙江省七星泡农场务农，战天斗地。年，他在牡丹江卫生学校学习中医，毕业后留校教学，医院中医科住院医生。
年，他考上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联合招生的首届中医研究生班，在北京的学习经历，让他体会到了中医的精髓，体味到国医高手与地方中医思路上的差异，也让他喜欢上了中医。
年，朱邦贤分配到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工作，其后一直从事中医文献研究、中医老年病研究、中医方证研究、中医标准化研究等工作。
自年至年，朱邦贤先后担任第九、十、十一届市政协委员。15年的委员生涯，他用好政协委员话语权，积极为传统医学的发展建言献策。他的提案和建议，曾直接推动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整体搬迁张江、《医师法》地方法规的完善、中医药全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医多点执业的规范、中药安全性的评价与监管、医院的改革等重大事务的落地。
然而，他作为政协委员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及大会发言——“关于实施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开发的几点建议”，其中“加快中医药立法、建立中药专卖制度”建议却仍然未能完全落实，至今仍是他的心头之憾。
谈起20多年前那件提案的由来，朱邦贤介绍说，由于中草药在我国迄今仍作为一般农副产品对待，没有实施国家药品专卖制度进行管理，在其采集、种植、收购、质控、仓储、批发、加工出口等整个流通过程，缺乏有效运作和全面监管机制，这就形成了中药材交易，不仅存在着药材基原不清、品系混淆、农药污染、重金属超标等问题，更成为因利益驱动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哄抬价格等疯狂博弈的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
这样的现象不仅造成药效参差不齐，开的方子很多时候会被认为“开错了方子”，而且对我国拓展国际中药市场的份额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朱邦贤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全球中成药的国际市场，总额大概有亿至亿美元不等，日本占了75%至85%，而我国始终徘徊在3%至5%，他们凭借的就是多个来自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及后世经典名方的方剂。
日本汉方制剂实行目录管理，以《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为准。他们通过产业扶持的政策，把这些方剂用现代药业管理和生产方式做成中药颗粒剂、片剂等制剂。日本著名医家大冢敬节在20世纪末告诫其弟子，现在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中医药，未来就要轮到中国来向日本学习了！
面对这样的情景，朱邦贤感到中医药立法迫在眉睫。他提出，中医药立法涉及中医药教育、医疗、科研、生产及其市场准入、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中药产业发展必须正本清源，从源头上把好、把紧药材质量关。自从担任政协委员以来，他多次呼吁立法保证国家对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生产及其流通环节的强力管理，建立中药国家专卖制度。可惜，这项建言至今未见落实。不过朱邦贤坚信，这一遗憾将在不远的将来终能了却。
如今，作为政协之友社社员，朱邦贤在积极参加之友社活动的同时，依然积极思考、勤于建言，继续为中医药事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贡献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