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喜欢写北京？为什么京味儿生活令人神往？个中缘由或许可以在资深媒体人、作家华静的新书《北京·闲笔识京华》里找到答案。作者以诗情画意的文字，在书里描摹了近30年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无论是古老胡同里蕴藏的厚重历史，抑或是现代动感的都市风貌，那些生命中的吉光片羽不由激起读者心中的阵阵涟漪，亦生发出对北京文化的思索。
不久前，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一人一城”系列书目中，华静笔下的北京唤醒了很多人对这个城市的温情记忆，在冬奥期间甫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青睐。四月的一天，华静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分享了她心目中文学的北京、烟火气的北京。她坦言，“北京有我的精神坐标，引领着我去追赶一个个闪光的力量，这也是我一直写作的动力所在。”
“随手记”成了缓冲压力、解决问题的良方
说起《北京闲笔识京华》的写作缘由，华静开门见山，直言是一次难得的机缘。去年夏季，作家周华诚邀约她写“一人一城”系列读物中的北京，她则笑言接到这个邀约是“正合心意”。她表示很早以前就读过周华诚获“三毛散文奖”的作品《村庄的黄昏》，非常欣赏他那种探寻乡间万物独有诗意的文字，再加上年周华诚发起“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出版了一系列与农耕、江南生活美学主题相关的书籍，两人的接触认识更加深入。
所以，接到这个邀约后华静“立即响应”，先把之前储备的文字整理出来，再加上一部分新的写作，很快就把初稿交给了出版社，整个过程都比较顺利。“出版社也挺认可的，返回了建议，我又收缩了一下，删了几篇写北京城郊的篇目，突出了‘一人一城’的主线，就完成了创作”，华静介绍道。
实际上写得快，也因为多年以来华静一直有随手记录的习惯，她喜欢用笔珍藏真情真意，记录生活点滴。以前做记者时，每当遇到深感触动的一句话或一个事，她马上会想，能不能做成一个标题，或是就做个相关话题的引子？平时生活中她也会把一些听见遇见的七零八落的大事小情都整理、记录下来，也以此丰富内心世界。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这些收集的信息，都是写作时极佳的素材来源。
更有趣的是，“随手记”也成了华静缓冲压力、解决问题的良方，“我觉得很多时候记下来的同时，压力也就转成了积极心态。”不少人问过她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写了那么多不同体裁的作品？华静笑言，并不都是刻意写的，是记录的多而已。“一是工作需要，二是业余爱好,我非常感谢在北京生活的所有经历，包容了我曾经横冲直撞的情绪。我潜意识里接收了这座城市积极的信息，让我在承担了太多压力之后，收获了绵长的温暖。”
华静对这个城市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候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其中的情感。“在我眼中，北京就是北京，不是别的城市，北京特有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高度，能让我给自己找一个定位。”令她感慨的是，这本书出版时正逢冬奥会期间，“这不仅体现了出版社和策划者具有的前瞻性思维，就是我自己蕴含在记人叙事中的个性化表达，也有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张力。”
作为一个新北京人，华静最初也是带着理想和美好的憧憬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和北京的情缘。让她庆幸的是，来北京的近30年她没有虚度年华。“我的想法很单纯，也比较超脱，我觉得北京给了我发现美的机会，而且培植了我的善良，让我在每一步成长中跟着自己去发现。”她直言，“我觉得人还是要纯真一些，需要事业心，更需要激情和热爱。”
外公为了她特意晒书，意思是“想看哪本就看哪本”
华静的家乡在山东聊城，那是个有着非常深厚文化底蕴的小城，从那里走出过傅斯年、范筑先、孔繁森等一干名人。华静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有曾外婆、外公外婆，还有奶奶，“从小在爱里长大”的她对老人总是怀有特别的情感。
她的外公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确立了革命信仰，一生勤奋好学，敢于作为。她印象很深，外公的枕头底下，总不缺少原版的俄文小说，“他非常珍惜他的书，他的书房没有人敢进去，可是我进去我外公从来不说我”。她记得有一段时间，外公故意把所有的书搬到院子里“让书晒太阳”。长大点儿她才知道外公其实是为了她才特意晒书，意思是“晒书的时候我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不用只看一本”。
华静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去支援三线建设，母亲长年带着她们姊妹三个，在一百多人的家属院里生活。当时很多小孩子的爸爸都在外地工作，经常发生的一幕便是：一个小孩看到一个男人走进家里，就跑去给他妈妈说，“妈，来了一个叔叔”，其实是小孩的爸爸回来了。华静现在还记得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竹床、竹椅和一些吃的土特产，都是那时候很少有人能看到、吃到的远方的东西。现在回头想，借助父辈走过的路，使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也让她从小就向往家以外的天地，“想着有一天自己走出去，走得多远就能看得多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华静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时间节点。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基于这个背景，一份经济类报纸应运而生，彼时的华静从山东调到北京工作，进入行业媒体。
华静直言，创刊伊始一位主管女领导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立足行业报，你们不要做传声筒，而是要做这个行业的专家型编辑记者”。女领导的谆谆教诲，当时让她这个年轻的记者有醍醐灌顶之感，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方向。在后来的工作中，她更深地领略和学习到如何谦恭做人、踏实做事。直到现在，华静对这位做人低调，做事干练的女领导依然十分信服，“与其说是熏陶，倒更像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提醒”。虽然初来乍到的艰辛让她至今历历在目，但她特别感激在那段奋斗时光中得到的极大锻炼。
逐渐地，华静养成了凡事不隔夜的习惯，“当日事当日毕”，她就是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事。她还记得那时每天都要四处找稿源，虽然辛苦却乐此不疲，“当时网络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我记得有一次版面临发排前还没有等来邀约的稿子，那天我连夜写了两个整版的专访文章，写完时，天都亮了。”
大量读书充电，强迫自己一周看几本书
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开阔了华静的视野，更丰富了她的人生。她感佩并接受那样一种被理性化了的解读：人类本质上的沉重感，主要来源于责任、期盼和压力。
她记得有一次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约，在太庙举办宫田雅之画展期间，去采访日本画家宫田雅之的夫人龙愁丽。那天的采访约在东便门，华静在位于麦子店的报社处理完手头工作急忙坐公交车往那赶，可因为堵车还是晚了半个小时。华静表达抱歉之后，开始聊画展，没想到龙愁丽女士极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虽然不会说中文，但是竟会用中文熟练地背诵中国古诗词。
聊到一半，龙女士突然向华静发问，你能背李白的诗吗？并问她是否会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空气似乎有点紧张，连旁边的翻译都有点担心，华静自信地说没问题，然后用平时的朗诵语调，从“海客谈瀛洲”开始，一句一句背到结尾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话音刚落，只见龙女士开心地拿出一瓶早就准备好的清酒，席间气氛一下变得轻松愉悦、相谈尽欢。这个事无形中也刺激了华静，她开始有意识地大量读书充电，“强迫自己一周看几本书，后来就成习惯了”。
华静的文字中流淌着感性、知性和善解人意，在与她交谈中，能体会到她在恪守客观的同时，又理性地表达出采访时的心绪和独到思考。比如她采访过埃及驻华的两任大使，还与驻外大使和参赞做过专题策划和交流活动，采写和主编过许多口岸人物与纪实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她引以为自豪的是，多元文化的交融，让报纸扩大了社会信息量，有了对外影响力。
华静说她认识北京，是通过认识这座城市里优秀的人们开始的。她自言采访过许多为这座城市建设发展奉献过心血和智慧的人，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光芒。入世十周年在一次采访中，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动情地说，“我的祖国终于走出去了！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入世挑战。”听到部长说这句话时，她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振奋不已。
那些日子，她被那些为中国加入WTO而潜心使命、忘我工作的人感动。受此感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用文字去转化和影响更多的人，更加勤奋好学、精益求精，力求寥寥几笔就把人物个性和特点凸显出来。她的文风得到报业前辈赏识，被称作是“典型的记者视角加作家笔触”。
华静说，“我很庆幸我的周围有那么多值得我尊敬的、有建树的前辈和师友，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感到幸运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实践，无形中提高了自己。”
在她眼里，每一个门牌号就是一个文化指示牌
华静感触很深，她曾采访过在北京住了十年的西班牙画家乔德龙。上世纪九十年代，乔德龙痴迷北京的古建筑，十年间背着一个大画夹子穿梭在长长短短的胡同里，找准光线好的地方和角度，对着那些破旧的老门楼、老牌楼、老胡同和四合院坐下就画，一画就是大半天。他极具神韵的勾勒让许多人意识到老房子、老院子的价值。一到吃饭的点，准有居民给他送水送饭，有时，还有热腾腾的饺子和一瓶啤酒。北京人对乔德龙的友好也让他更加热爱北京这座城市。“整体的北京”，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北京的概括。乔德龙的画里没有人出现，却让人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友情浓浓地蕴含其中。北京的胡同感动了乔德龙，之后，他又让自己笔下的胡同感动了北京人。华静觉得，“胡同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市井生活的原貌，更是北京城平凡质朴的生活背景”。
华静写四合院、胡同，大都是和人物联系在一起。在她眼里，每一个门牌号就是一个文化指示牌。那些记忆深处的很多细节和场景，一旦用情感去融化，便有种喜从中来的感受涌上心头。她回忆自己写“胡同风范”那部分随笔时，眼前老觉得看到了那些院落里的青砖青瓦，摇曳在阳光下，似乎诉说着一幕幕前尘往事。
在华静寻访的众多胡同中，她跟东四十三条97号院的机缘最深。十多年前，诗人杨东彪邀约她和京城副刊界几位朋友去艾青夫人高瑛家里做客，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高瑛阿姨，大家拥在一起又唱歌又朗诵，气氛很热络。从那以后，她和高瑛阿姨一直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