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是我国新闻界泰斗式的人物，是中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他对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晚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社会主义晚报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卓有成效的践行者。
年5月4日，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诞辰周年，作者特作文一篇，纪念赵超构与张西洛的交往，以飨读者。
△年，赵超构在延安。
年，从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任上退休的张西洛患膀胱癌住院动手术。老友赵超构知道后，特地写信慰问：“（你）向来豁达乐观，这对于身体康复是有利的。好好休养，很快就会恢复那生龙活虎的样子的……”张西洛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赵超构）的祝愿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年春，新民报从南京迁至重庆复刊，报上登出招聘启事，张西洛投考后被录取。此后，赵超构也辗转到达重庆，经原在南京《朝报》的同事张剑慧的推荐，于同年7月正式加盟《新民报》。那时的赵超构已是独当一面的主笔，在报界有一定影响；而张西洛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记者”，名不见经传。张西洛经常上门讨教，获益不少。
年秋冬，张西洛以新民报记者名义赴延安采访，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见面。这次谈话，后来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张西洛从延安归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报社出于对他的保护，让他改做夜班编辑，协助赵超构编辑国际新闻版。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时同他（赵超构）的接触就多了，一张桌子，相对而坐。工作有暇时，天南地北，也闲扯一些别的。因为我刚访问延安回来，他不时问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似乎极有兴趣。”
可以说，赵超构对延安的了解，最先是从张西洛身上开始的。张西洛的延安之行，“未写一字”———当时国民党当局压制，规定“不准报道延安一个字”。他们只得另辟蹊径，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寄交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这篇谈话很快在重庆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出，海外的许多报纸均当作头等要闻刊用。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
△张西洛著作《一个老记者的经历》书影
在重庆山城新街口新民报简陋的报馆里，两位年轻的报人守望着一支发出微光的蜡烛，彻夜长谈。张西洛从延安带回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亲笔题签赠送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本是冼星海送给他的油印《黄河大合唱》词曲本。读着这两本书，赵超构的两眼发亮，热血沸腾，对延安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事实上，坐在赵超构面前的这位身材瘦高、腰板挺直，刚二十出头，脸庞稍显几分稚气的年轻人，这个时候已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他18岁时就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秘密组织———重庆救国会。这一切，赵超构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年后才知道内情。
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这本书，张西洛不知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令他激动不已：高高的宝塔山，弯弯的延河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当年采访延安的场景，在翻动书页的指尖闪现……延安之行，自己“未写一字”，那是伴随他一生的遗憾，但他从《延安一月》中，寻找到了一种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年赵超构访问延安，写出《延安一月》，被毛泽东誉之为“胆识可贵”，周恩来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张西洛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赵超构“思想上早已有所打算”的结果。
最让张西洛欣喜的是，赵超构从延安还带回了毛泽东的一个口信。延安中央大礼堂，赵超构与毛泽东并肩而坐。看戏间隙，毛泽东向赵超构打听两个人，一位是重庆新闻界“三张一赵”之小说大家张恨水，他称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水浒新传》很适合八路军战士看。另一位就是小张西洛，毛泽东说：“那个小张，是否还在新民报？你回去后，一定要代我向他问个好！”
张西洛依稀记得，当时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上台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他也被起哄的拉拉队推搡着上台，放开歌喉唱了两支陕北民歌，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张西洛对赵超构说：“毛泽东先生居然还记得我。或许是我高唱陕北民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延安归来的共同经历，加深了赵超构与张西洛之间的友情。张西洛在新民报只待了两年余，时间不长，但他与新民报的情谊，却延绵久远。即使后来他与赵超构天各一方，但他们还是“偶有往来，或书信，或匆匆一晤”。《新民晚报》创刊60周年，张西洛应邀撰写纪念文章《我在〈新民报〉遇到好机运》，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民报》的怀念。
在中国新闻界，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都是全国政协委员，联络比较密切。年，张西洛调任全国政协筹办人民政协报，担任副总编辑，手上掌握着一个近百人的“全国知名人士作者库”，有费孝通、史良、赵朴初、雷洁琼、新凤霞、侯宝林、溥杰等，赵超构也名列其中。赵超构是新民晚报社终身社长，同时还兼着上海市政协机关报———联合时报社社长，如何办好政协报，使它们成为独具特色又带几分锋芒的报纸，成了两位老友共同讨论与思考的问题。
作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