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底，胡适曾创作一首新诗，名为《一颗遭劫的星》，并对该诗有一段解题：“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胡适此诗，牵涉的正是一份在当年非常重要但在既存研究中处于“失语”状态的报纸——《国民公报》及其主编蓝公武。
蓝公武(—)，字志先，笔名武、哲仙、知非，江苏吴江人(祖籍广东大埔，因其父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转战江苏，落户吴江)。在中学时代即以才子名，后留学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哲学。清末时曾在东京与张东荪成立爱智会，主编《教育》《热诚》等期刊。辛亥前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事业，奔走筹划。民国成立后，当选国会议员，与张君劢、黄远庸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时人称为“新中国三少年”。此后，先后任《京报》汉文版主笔、《国民公报》主编、《时事新报》和《晨报》编辑等职。年九一八事变后，尽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年曾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抗战结束前夕，冒险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后历任察哈尔省民教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职。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受十月革命影响，蓝公武在五四运动前后积极传播俄国革命情形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与李大钊一起支持“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功臣”。近30年后，毛泽东也还记得蓝公武“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他主编的《国民公报》亦十分活跃，曾“在北京城里放光”，令时人印象颇深，有“国人之引导，舆论界之明星”之称。《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将“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民公报》”并举，广而告之曰：“读者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这不仅说明该报在“五四”前期思想界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揭示出它与《新青年》同人之间关系的不一般。此外，学生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曾预测政府当局将有所动作，“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两个日报便是指《国民公报》《晨报》，周报则为《每周评论》，从中可见《国民公报》和北大、《每周评论》倾向之相似，更可见它与学生运动之关联。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公报》与《晨报》《京报》一起推动了五四学生运动，功绩在《新青年》等杂志之上。
蓝公武晚年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检讨自己说：“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这是一种“功不抵过”的描述，“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是一种“罪过”，提示出“但”字之前的“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一事，在蓝公武意识中是一件“功劳”，并且是《人民日报》的读者(包括毛泽东)熟悉且能承认的功劳。如果世人对此不熟悉或有争议，他大概也不会只提此一件“功劳”，可见改革《国民公报》是蓝公武当年曾用心、至老仍甚为得意之事。
可以说，蓝公武及《国民公报》与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传播和中共的早期发展均有重大关系。然而吊诡的是，上述各研究领域虽风格、侧重不同，但在各自的既有研究中，蓝公武无一例外地均成为“失语者”。同时，无论《新潮》所列之《新青年》《每周评论》抑或曾被对举的《晨报》，学界直接研究或间接利用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原本被认为“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的《国民公报》仍知之甚少，其间的冷热对比可谓异常鲜明。
张朋园较早注意到《国民公报》与蓝公武“关系最深”，是梁启超一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且“一度转趋激进”，但“因该报不见流传”，故对于“该报的真正面目如何，无从臆测”。罗志田后来将蓝公武与胡适、李大钊一并纳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讨论，初步呈现了蓝公武在这场讨论中的重要位置。其他少数研究，则多以介绍为主。总体而言，我们对当年有“崇论宏议”的蓝公武以及由他主持的“响应新思潮最早”的《国民公报》之了解，仍远低于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程度。蓝公武怎样改革《国民公报》，如何“响应新思潮”，与《新青年》同人关系如何，他的加入对新思潮本身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尚存待发之覆。本文尝试以《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为主线，在蓝公武与北大同人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双方关系，以丰富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并加深对中共成立前思想界“水位”的理解。
一、政论与思想：《国民公报》的转向
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后来陶菊隐说：“研究系为了配合这股新潮流，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蓝公武本属梁启超一派，生平“最崇拜梁任公”，思想深受影响，甚至于“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因此，他与《国民公报》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甚至“社会主义的功臣”，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群体行为。不过，在这一转向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蓝公武并不仅仅是“听将令”的实行者，更是参与其中的推动者。
《国民公报》原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有鲜明的政党色彩。宪法研究会“历年以来之奋斗于政治潮流”，“平日宗旨无非欲诱掖政治以上轨道，凡一切越轨之行动无论属于何方面，均在所反对”。故《国民公报》之社论、时评、新闻均以当下的内政外交为重，尤其是宪法研究会参与其中的国会、宪法、总统选举等议题。正如蓝公武在年底不无忏悔地说，“记者在这一年里头，只替这些武人政客官僚名流做了一个起居注”，“除了杀人劫掠争权夺利以外，就是通电谈话、疏通运动、请客奔走这几件事”，几乎没有一件“可以算得是国民的事件”。他据此自嘲道：“吾这《国民公报》，按起实在来，简直是个《官民私报》，这真对不住读者诸君。”
辛亥鼎革、共和肇建之初，曾有过一个“政治热”的时期，改革前的《国民公报》正是“政治热”的一大表现。随着时人对民初政局的失望，特别是政学两界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后来张君劢总结说：“辛亥前后，国中先觉之士，以为宪法一成，或政党一立，则西方政治可以不终朝而移植于吾国。近数年东驰西突，政象益纷，于是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偶像改造社会之说相号召。”蓝公武便是有此号召之人。他在留学期间本来“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立志要“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辛亥革命后，“这三件事一一实现”，但在民初尝试共和的过程中，“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面对挫败，蓝公武希望在北洋主威信、西南主护法抑或“和平统一”之外，“筹划一根本解决之道”，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鼓起国民之自觉心，陶铸一极有力量之舆论，以与南北军阀战，无论如何困苦艰难，必达到排除之目的”。蓝公武的转变不仅仅表现在面向国民、借助舆论等方面，更从一开始就带有“与南北军阀战”的革命一面。
国内环境如此，世界潮流亦处于剧变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不少国人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从崇尚竞争转为提倡互助，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当有所改变。但这并未缓解蓝公武的焦虑。他曾明言：“欧洲大战虽终，世界变化方剧，革命之潮流，经济之剧变，以彼文化发达之国，犹恐惧彷徨，而不知所以自处于新时代之道，况如恹恹待死之中国乎！”将“恹恹待死之中国”与“文化发达之国”对举，暗示竞争无时不在。在蓝公武看来，“世界潮流，变化日剧，顺应者存，逆行者亡，新时代中，恐未必有吾中国存在之迹也”。换言之，中国在新时代亦未逃出“适者生存”的法则，只不过从弱肉强食转变成了对世界新潮流的“顺应者存，逆行者亡”。有编辑也指出：“欧战将终，中国问题必为国际间最重大之问题。此后吾国国势，将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国民公报》故而在征稿启事中说：“欧战告终，德奥革命，世界已根本改造，还顾国中，死气袭人，事事物物无不腐败龌龊，若不根本改革，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在新潮流中，居然有了新的亡国焦虑，最能说明时人心态的紧迫与急躁。就此而言，从政治转向文化，虽有一战后世界改造潮流的影响，但仍暗含一战前的竞争思路，与清末“学战”有着相似关怀。
一面是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一面是世界新潮流的刺激，使蓝公武越来越注意到新思潮的力量。年7月，蓝公武与张君劢、张东荪商议，“论中国前途，常以为必经思想革命一阶级”，主张“言论应期诸久远，不可徒着眼于一时”，希望从具体、一时的政治讨论转向被认为更根本的思想界。有意思的是，与胡适从文学改良入手相似，他们虽意在思想革命，但“所心摹力追者，则为德之文学大家勾堆、雪雷”。稍后，熊正理从美国复信张东荪，也提到“左右与君劢、志先诸公商定任公于十年以内绝对不近政权，专从文化方面，另造一种新势力，改党造党”。在这前后两次讨论中，主动者都是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大致可见他们的推动之功。年底，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在欧游前路过上海，“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说这一席话让他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国民公报》的改革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进行，“力图顺应世界潮流，将内容大加改良”。年初，蓝公武曾称：“本报天天想改良，日内便当切实的做去。”其实，在年底到年初的数月中，改革《国民公报》成为他最重要之事。因多次停刊，《国民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