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写道：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于是“原配蟋蟀”成了最著名的荒唐药引。鲁迅的父亲吃了当然不见好转，后又开了“败鼓皮丸”这味药，想以谐音冲晦，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鲁迅的父亲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叹息中逝世了，死于中医，更是死于病入膏肓。
这位擅用奇特药引的名医就是陈莲河，在鲁迅的作品中，他叫陈莲河。鲁迅的文章常喜欢把真实姓名隐去，替换个姓氏或是删去偏旁部首，或者索性将姓名倒过来念。在当时的绍兴，没有陈莲河，却是有一位叫何廉臣的名医，最贴近这个人物的原型。
何廉臣是绍兴人，的确是当地的名医，他家世代行医，祖父也是当地治伤寒的名家。偶在医书典籍中翻到一本年出版的《重订广温热论》和一本年出版的《重订通俗伤寒论》，署名竟是何廉臣。说明何廉臣的医学著作到今天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所以才不停重订与出版。据可靠资料记录，20世纪初，何廉臣积极参与创建我国早期中医学术团体等医界社会活动。先后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绍兴医学会会长，等医学界要职，并且何廉臣一生著作甚丰。如此看来此人具有很高的医学的水平，而非彻头彻尾的庸医。
那么不免产生两个疑问：当年开出“原配蟋蟀”这样荒唐药引的医生就是是不是何廉臣？如果是，以他的医术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做？
假设“陈莲河”就是何廉臣。从他所擅长的治疗方向上看，何名医治的是伤寒。在其著作中也是以伤寒类病症为主要研究方向。鲁迅的父亲，从他文章的描述上看，平时易怒，嗜酒，身体浮肿，牙龈出血，这大概是肝病的症状，即便不是肝病，也绝非伤寒。所以何廉臣虽是名医，但无法正中他的专长，对于不擅长的领域也只能按常规方法来医治，况且鲁迅的父亲在请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期的状态，即便是圣手，也无力回天。
药引子对那个时代的郎中们来说，是行医的传统，带有一点心理暗示的色彩，那时的医生多半是巫医参半的，巫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虽然在科学医疗方面没什么效果，但可以起到让病人树立信心的侧面作用。有它的落后与局限，但不是医生本身的问题，是时代与观念的问题，何廉臣只是没有脱离那个时代而思考问题，很多人都是有待觉醒的。
鲁迅在文章结末不是也提到“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什么中医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说明何廉臣此后在慢慢涉足西医领域，也没有放弃研究。对医生来说，医死人既是人命关天，同时也是促使自己医术手段长进的一个关卡，说明他大概是认识到了传统中医荒谬的一面，转而向西医看看有没有路可走，何廉臣也是有一个自我醒悟的过程。
另一种假设，如果“陈莲河”就是“陈莲河”。鲁迅所怨恨的该是中医不合科学的那一部分行医传统，无论是先前的“名医”还是之后的陈莲河，他们都是典型的中医形象，是千万中医的典型，那么“陈莲河”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代号，是那时千万中医的缩影。药引是带着巫术与宿命说的传统，与鲁迅接受的新思想当然背道而驰，与其说他的父亲被中医害死，不如说是被落后的医学制度害死，鲁迅抨击的是观念，而非中医本身。当衍太太让他在父亲临死前大叫，导致父亲带着痛苦去世，多年以后鲁迅回想起来仍是歉疚：”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的没有痛苦。“
这样的观念至今都是非常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