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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卓彦
编辑
张薇
视频导演
吕方
精英
对话一度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许知远手中咖啡杯里冰块的碰撞声搅动了一下空气。
“你对我做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我无法回应你”，知识分子许知远觉得我的问题都太过于“互联网定式”，“你感兴趣的全都是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话题”，说出来，自己就成了一个“公共的声音”，他觉得没意思。
在他看来，这些“没意思”恰巧显示了当下娱乐媒体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知——一场由互联网兴起造成的巨大的普遍性的无知。“我们做了40期节目了，我们做了谭嗣同，做了白先勇，我们谈论了西川、陈嘉映，我们做了很多这些新的尝试，有非常多非常顺利的表达，大家都不去谈论，就盯着非常被概念化的95%反复的跟我谈这些事情。”
95%是马东在《十三邀》中与许知远对话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生活，只不过这95%的人今天都有了一个技术通道，所以他们的声音被你看到了。”而这形成了处于5%序列的许知远对时代的困惑。那场谈话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包括对许知远的个人攻击，但《十三邀》的播放量也因此提了一个量级，直上千万。
许知远开始烦躁了，在场的人都担心他会不会抬屁股就走。他早就实现了表达自由，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喜欢。不久前他刚因此中止了一个采访，事后又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去跟对方道歉。
还好，他依然翘着二郎腿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灯光打在蓬乱而有序的卷发头顶，耐着性子说下去，“这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认知障碍，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就停留在非常表层那块东西上，而且来回来去的在这纠缠。这后面是思想和语言匮乏最显著的一个标志。”透过细节总结时代和社会特征，是许知远的一个精英表现。
一如他在《十三邀》中对自己的介绍，许知远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用了五年时间，刚刚完成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新世纪之初他便成为一家中国最有名报纸的最年轻主笔，还差点创造了最有专业精神的商业刊物；13年前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书店，在一个实体经济寸步难行的境遇下拿到了千万投资，变成了一家名为“单向空间”的文创公司，许知远也随之成了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现在，他还做着一档拷问时代和内心的视频访谈栏目。
但无论如何，吴琦都觉得“许知远从来就是一个例外。”他是许知远的文创公司单向空间旗下出版物《单读》的主编，但吴琦过去从不认为许知远跟自己是同行，即便在两人都是媒体从业者的时候，“首先他行文风格就不太一样，他不跟你来那些客观，上来就是‘我来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包括那大段的从句，都沿袭了西方的写作传统，以及他写评论，很早成名，让吴琦“这种基层员工看来，（与他）是不同的‘阶层’”。还有被许知远视为安身立命的“作家”身份，也从未被本土体制盖戳印证；以及在那档视频访谈节目中，很难说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主持人或提问者，也更不谈不上一个典型的创业者。
要跟许知远进行一场顺畅的对话是有门槛的——也许你要读过足够多的的书，你要对这个社会和时代有足够深刻的思考，最不济要有自己独立的认知，或许你是北大的，是一名精英就把这一切都解决了。
吴琦说，许知远评价人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有没有文化，包括约稿的作者也会被冠以这样的标签。“尽可能去理解他这个人，你才能知道他说的话背后那个意思是什么，不然你可能很容易被他的话冒犯。”理解老板也是吴琦的工作需要，他想知道许知远为什么那样评判别人。许知远那满办公室的书给出了一个最基础的合理解释，那里面还包括吴琦一直想看或没找到的——如此广阔的阅读范围赋予了许知远评价别人的自信。此后，吴琦觉得“他（的话）对我的杀伤力也就降低了”，虽然他从未得到过这样的评价，毕竟他是许知远在这个时代最欣赏的年轻人，还跟自己一样出于北大。
许知远与一切“流俗”都保持着距离。“我从来不跟现在的这些流行的情感方式和写作，包括这种审美方式妥协的。”所以，你绝对不会在他的表达中发现网络流行语，“时代之记忆，时代之不安，时代之渴望”才是许知远的表达方式，古典且传统。
还有近年来颇为火爆的电商狂欢，许知远也从不参与。一名曾采访过他的记者回忆，前年双十一当晚，他们同坐在一张酒桌上，零点时她低头紧张地一次又一次下拉刷新着瘫痪的手机支付页面，而对面的许知远却连喝了4杯酒。当她还在为没抢到的东西遗憾时，抬头正撞上许知远投来的目光，被“悲悯”占满双眼的目光。那些像那位记者一样热忱于消费主义或附庸在社会流俗中的消费者们，都是许知远眼中的“庸众”，而他则保持着自己的精英主义。那位记者记得，许知远的手机中没有淘宝，他只用亚马逊。
酒桌上随后的谈话被记者写进了稿子里——“你说，万一将来真的有一天，中国有一个节日，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托克维尔，你是不是会幸福得昏厥过去？”在座的另一个人问他。
“那我就会对这个产生新的怀疑了。这太可怕了。”许知远说，“那时候，我就会谈论双十一的重要性。”
作为单向空间联合创始兼许知远的多年好友，张帆看到了他在某种层面上的坚持，“比如说对文字的洁癖，对思想观念纯洁性的要求，对精英主义的那些东西，他有很强烈的追求和自己的坚持。”
就像马东讲的，许知远就是那5%，虽然他本人并不赞同如此粗暴的划分。但在他的认知里，精英就要背负精英的责任，“如果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你看到过世界，你在现实中有一定的权利，你是有对应的责任的。这个责任是要你去保护和激发更美好的传统，去带入新的理念，去捍卫某种价值和标准。”说到这些时，无需酒精的作用，许知远的表达也能变得流畅，“为什么要上北大清华？为什么要读哈佛耶鲁？它不仅让你获得一个社会地位，它意味着你要承接一些东西，就连谈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陌生的话题了，你想我们的社会要堕落成什么程度了？”
尝试
身背责任与使命的许知远当然不会看着我们的社会就此“堕落”下去，他早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
大学期间，许知远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这任务被写在年他出版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序中，“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的光辉……然后，我渴望把这些秘密和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而当周围的人群，可能通过那些引用的只言片语而意识到世界远比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辽阔与壮观得多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他从锐利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那儿学来的，因为对方说过，“最杰出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古典思想与现实的结合，这种混杂产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们日渐庸俗化的世界。”
呼应着清末思想家梁启超的事迹，许知远开始做出一些“启蒙的尝试”。
首先是从给报刊写时评开始，他写《我们对真实世界极度无知》写《变化中的中国》写《吾国吾民》写《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就各式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犹如梁启超在《万国公报》上写得那些短文，但日后他们也都发现“其言之肤浅无用”。后来这些专栏的更新频率越来越低，到年之后就更为鲜见。“时评是需要能够推动社会变化的。当这样的变化难以产生的时候，你会在重复自己。”这种重复使许知远厌倦。
然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在大众媒体中看到许知远的“愤怒”。最初或许是在年，在那家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的年会上。社长邀请这位年轻的主笔上台为去年的优秀员工颁奖，而他却表示拒绝，“今年的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这完全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如果《经济观察报》这么办下去，就没啥希望了。”
“然后他就下台了，台上留下了尴尬的社长，那一刻，我对许知远的感觉是惊为天人。因为我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绝不会出现这种处理事情的态度。”多年后，一位自称当时正在这家报社做临时工的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回忆道。
私下里，他还在北大的讲座上对学生愤怒，因为他们居然不知道自己说出的一大串西方伟大人物的名字，“你们学新闻的人，理论上应该对世界有兴趣”。在被愤怒的人群中，坐着吴琦。他受到了这种真实情绪的冲击，随后查阅了所有被许知远提到名字的人的作品。
现在，许知远的愤怒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多愤怒可以支撑这么普遍的问题”，他的愤怒正在被消散，“当愤怒无法转化成任何行动和改变的时候，你的愤怒会变得非常cynical。”许知远说。
所有这一切，除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许知远也竭力想要找到一种对社会认知的共识，以及这种共识的必要性和正常的批判性的必要。
许知远还和朋友们开了一家书店，从没赚过钱，依靠着一个名为“单向历”的文创产品活了下来。他们请来诗人、作家、学者给年轻人做分享，因为他记得大学时在万圣书园中与老师的交流对自己的启发。他想通过这些小尝试，追溯一些过去发生过的伟大的传统。
但在张英看来，那些被许知远寄予厚望的尝试，更像是一场“幻觉”，还不如做报纸、做媒体来的影响力大。
许知远是向往伟大的，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二十年前，张英从《书城》杂志上看到许知远的文章，大部分内容被“大人物”占据着——传媒英雄、商业领袖，还有大人物的名言警句，大人物做的事情……“你也看得出来这个作者自己也想加入他写的这个大人物里头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伟大的一部分。”时任出版社编辑的张英从中看出了年轻的许知远的“熊熊的野心”，后来二人还合作出版了《纳斯达克的一代》。
现在的许知远让张英有点失望，“我对他有更高的期许”。因为厌倦了“无用”的时评而重回历史，许知远在处于类似境遇下的梁启超身上寻找答案，写梁启超的传记《青年变革者》，让张英觉得太过奢侈，“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等着他做”，比如写一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史，他觉得那是真正能够让许知远栖身伟大之列的事情。但在俩人谈到这个话题时，许知远却没有接茬儿，把话题绕了过去。
“它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考虑我要得到什么，我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我想能参与到社会的变化，也有一部分是知识人对应的责任感。”快到下午4点了，许知远手中的咖啡换成了威士忌。
误解
早在许知远刚开始做《十三邀》时，徐添就觉得他过于大胆，“老许他的自己的一个定位首先是作家，或者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种视频访谈节目相当于将他放到镜头面前，用一种跟写字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成功。”徐添是许知远的学术助理，一位名校历史学博士，在许知远写梁启超传记时为他借了大量海外中国研究书籍。“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写东西很成功，但是（面对镜头）表达起来就很有压力很有难度。”但《十三邀》的出品人李伦与制片人朱凌卿却恰恰看中许知远从未受过相关专业训练这一点，这样才能呈现更多的惊喜与意外，况且他还有足量的知识储备。
于是这档视频栏目成了许知远在大众媒体上的一种新型表达。但身为一个“例外”，他本就容易遭受大众的误解，再把这行为搬上荧幕，那种格格不入便更加自然的被放大了，争议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
他请来自己所感兴趣的人对谈，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不仅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故事可供讲述，也缘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力”，许知远在集结了《十三邀》第一季内容的书作《偏见》中写道，“我多少期待借助这种影响力，能对知识分子日渐边缘的趋势做出某种报复。”
不断追问他们与时代、与命运的关系，对他们所经历的时事变迁高谈阔论，但却因为他直白的对女星外貌的赞美，时常抛出的关于漂亮姑娘的话题，以及自己对时代和社会弊病所展现出的不满，都被受众大肆诟病，甚至夹带着人身攻击。
大部分时候，许知远不会主动理睬这些外界的声音，但偶尔也感到困惑。他给老朋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