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丁以绣（左一）
对谈嘉宾：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增顺（左二）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右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右一）
“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是关键，人才是根本。”
“建议在现行编校制度里加上重点图书付印前审读这一环节。”
“‘三审三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只能增加审次或校次，不能减少。”
10月28日，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创办的访谈类融媒体节目《总编辑会客厅》录制，本次访谈为《聚焦高质量出版系列》的第二期，主题为“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
在岁中华书局古色古香的会议室里，围绕上述主题，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丁以绣与3位嘉宾——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增顺、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进行了深度探讨，干货满满。
谈意义
主持人：关于出版物的编校问题，人们口头上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无错不成书”，言下之意就是没有编校错误的出版物是不存在的。这好像消解了大家对出版物错误严重性的认知。但其实，出版物质量的高低关系着读者的切身权益，也关系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三审三校”制度就为图书质量筑起了“防火墙”，最大可能地保证图书出版质量。请几位先来谈谈做好“三审三校”为何如此重要。
张增顺：在座的都是我们出版界的同仁，都对图书的质量十分重视。“三审三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编校方面的一项基本制度。“基本”体现的重要性，在于其“基础性”和“关键性”。所言基础是要求必须做的，所言关键是要求必须确保图书质量。
为什么说是“基本”？回顾历史，年10月，中央人民*府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确认一切采用的稿件实行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年4月，社长批准改为总编辑终审决定。至今，《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明确要求：“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
我此前一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9年前从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又在韬奋基金会做事。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40多年的出版人，有时我扪心自问，冷静反思：如果我们的出版产品质量，尤其是编校质量不合格，谈何精品建设；出版物没有精品佳作、力作，谈何出版强国建设，谈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谈不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等等。换句话说：编校质量有保证，图书质量才有保证；我们才有资格、有底气说出版业的繁荣是实实在在的，是经得起读者、社会和历史检验的。
李清霞：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是保证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和最基础性的工作。
一方面，这样能够遴选出更优质的作者；另一方面，“三审三校”制度在书稿内容把关和提升出版物质量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确保导向正确。对书稿的*治方向、内容导向和价值取向进行把关，确保符合*和国家方针*策和主流意识形态。二是提升书稿的出版价值。在审读和加工过程中对书稿的学术性、艺术性、创新性和可读性进行判断和提升。三是提高书稿的内在质量。对书稿的整体结构布局、逻辑合理性进行优化。四是通过技术加工使书稿文通字顺，保障编校质量，美化阅读体验。
还有，“三审三校”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人才队伍建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培养出版业的精兵强将始终是出版单位的一项根本任务，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编辑通过对书稿的审读、研讨、核查和修改等工作，丰富了知识储备、增强了把关意识和能力、提升了编辑加工技能。年，北京出版集团制定了审读导师工作条例，推行导师制，即由各生产部门指定资深编辑作为导师，在新编辑审读稿件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更好发扬了集团编辑业务“传、帮、带”的优良传统。
尹涛：对于“无错不成书”这句话，我是这么看的，我国每年出版50多万种图书，在这么大量的图书面前，错误的确不容易根治，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三审三校”作为程序保障，特别重要。
人的认知确实有限，每个审次校次的审校者，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和各自的知识背景，作为个体，疏忽走神的情况也不可避免。“三审三校”在总结我们过去的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作了一个制度设计，从实践当中来看，通过“三审三校”的严格程序，才能互相补漏、互相搭台，合力提升书稿校对质量，才能将图书中的错误降到最低。
有的人认为，现在都是电脑发稿、电脑审稿，是不是可以少一个校次，或者“编校合一”。但我们始终认为，“三审三校”如果没有坚持到位，特别容易出问题。坚持好“三审三校”，图书质量才能有所保障。
说问题
主持人：近年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连续开展“出版物质量年”专项检查工作，连续多年公布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名单。年8月印发的《关于重申“三审三校”制度要求暨开展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一些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失范，造成图书质量不合格的问题。这些图书有的内容质量存在导向问题；有的差错率较高，编校质量问题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审三校”制度落实不到位。请各位谈谈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
张增顺：我们都认识到，“三审三校”对出版工作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出版产品总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三审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例如，减少审次，三审变二审，甚至一审；或者一人兼顾多个审次等。有不少出版社在编辑加工环节，复审只审书稿的几分之一，终审只看前言、后记等。在图书质量检查时，凡是不合格的产品，细究责任，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坚持书稿三审制。
在校对环节，也不乐观。我们依据近年来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工作研讨会、编校人员培训班所掌握的相关情况和数据，曾对全国一些出版社的校对工作现状（包括专业校对机构的设立情况、专职校对人员的配备情况等）进行了宏观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3种情况：
一是传统的大型出版社基本保留专门的校对部门，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校对人员。机构设在出版部、生产部内。但这些出版社普遍面临校对工作量大，专职校对人员人数有限的问题，需要大量使用外校或者校对公司。普遍的做法是校对公司只负责初校、二校，由出版社专职校对进行终校，形成了以本社专职人员为骨干，以社外校对力量为重要补充的格局。
二是部分出版社只保留少量专业校对人员，编制挂靠在总编室，主要进行校对业务管理，具体的校对工作全部由校对公司承担。
三是个别的出版社已经撤销校对科，也没有专职的校对人员。校对工作或者交由校对公司负责，或者由编辑人员通过“编校合一”、交叉校对来完成。
李清霞：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分析之后认为大体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因图书生产周期加快、编辑审稿任务繁重等原因，有的出版单位出现了缩减“三审三校”环节、将审稿工作“外包”，或虽然完成“三审三校”环节，但存在审校质量不高、稿件遗留问题较多等现象，造成图书编校质量下滑。
二是编校人员专业素质尚待提高。一些新入职的年轻编辑尚未完成系统的岗前培训就投入一线工作，对现行法规和行业标准缺乏了解，其他学科专业的编辑对本专业之外的*史、国史、*史等领域知识知之甚少。有些审稿编辑的知识结构无法与书稿保持较高的匹配度，在有效甄别书稿问题方面存在困难。
三是人才培养周期长。出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一个成熟编辑的养成需要在岗磨砺多年，且出版行业涵盖的知识领域和细分门类众多，对编辑人才的综合业务能力要求高，要求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因而编辑人才难以在短期内速成。
四是“以编代校”或“以校代编”影响图书质量。当前，个别出版机构为了缩短出版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未设专职校对，实行“编校合一”，导致图书编校质量下降。编辑和校对是出版工作的两大重要环节，虽然工作内容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互相替代，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保障出版质量。
尹涛：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是专业化水平的问题。在大众出版占据主流、出版产业化的背景下，专业化提得少了，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我理解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有非常精湛的技术，另一方面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编校队伍的专业能力，是出版社最核心的能力，这是常识，但在实施层面，情况表现不一。校对科是传统出版时期的标配，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出版社已经没有自己的校对部门，通过外校或者编辑自校完成书稿各校次的任务。
外校的缺陷是明显的：一是外校队伍缺乏长期系统的专业训练和培养，水平参差不齐；二是校对的责任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标准尺度不统一；三是即使出版单位与外校长期合作磨合，考察遴选，淘汰率和流动性也大，人员不固定。
编辑既编又校，首先在流程保证上就有缺环，容易顾此失彼，校对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弱化。“编校合一”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出版企业自建校对队伍，在目前环境下也有各种困难。校对岗位存在因待遇没有竞争力，导致多年培养的校对人才流失的情况。
中华书局一直重视校对队伍的培养，在出版业特别是书稿编校情况发生巨变的形势下，及时调整校对队伍建设方向。在年年底，我们通过社会招聘延揽了一批有经验、有基础、有兴趣的年轻人加盟中华书局，年在古籍出版中心组建了编校部，他们有的从事过古籍编校工作，有的受过良好的文史教育，关键是对古籍有兴趣。经过几年工作积累，目前调整为服务全局的独立建制，十几位有志于校对工作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培养进步都很大，是书局重点项目实施的主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抓三审
主持人：审稿是出版单位内部制度性安排，最终要通过编辑个人来落实。请问怎么做才能将三审制度落实到位，真正起到把关作用？
张增顺：刚刚大家提到“编校合一”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补充几句。我认为不能“编校合一”，我也曾写文章鲜明地表达过我的态度。“编校合一”的做法违反了编校工作的客观规律。首先，编辑和校对是出版工作中保证图书产品质量的两个重要环节，是消灭编校差错的两道重要防线，是生产流程中两个不可缺少的、不可分割且不能相互替代的独立工序。
编辑环节是编辑人员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对书稿进行检查、修改、润饰、标注、整理提高的过程。书稿经过编辑加工，要做到消灭差错，弥补疏漏，规范文字，提高总体质量水平和可读性，达到能够发稿的要求。
校对环节是校对人员依照“编辑加工后的原稿”对排版后的校样进行核对、订正和审读的过程。校对是编辑工作的继续。校对发现原稿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与编辑加工不同的是，校对人员无权改动原稿，只能提出疑问，请编辑人员研究处理。如同校对人员不能代替编辑一样，编辑也不能替代校对，校对工作有自身的规律，是一门学问。
回到我们的问题，我认为编审环节有3个关键点，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一是“初审、复审和终审”3个环节缺一不可。二是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三是三审责任制是出版工作的常态，通常讲审稿三审和编辑加工三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稿三审后决定作者交来稿件的取舍，编辑加工是审稿的继续，三审后决定编辑加工是否达到发稿要求。二者不能取代，也不能合二为一。
李清霞：我们集团多措并举，保证三审制度的坚决落实与严格执行。
一是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严格和明确各环节工作人员的职责。按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上级主管单位相关制度和要求，集团先后制定《关于图书编辑工作流程的管理规定》《选题审批程序管理规定》《关于书稿复审和终审的规定》《编辑加工质量要求》《关于发稿“齐、清、定”的规定》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要求各生产单元严格履行初审、复审和终审程序，明确各审次人员的主要职责。刚刚张主任提到的编辑加工之前的三审，我们集团对于重点图书和重点选题一直都是如此执行的。比如我们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北上》《云中记》等，均是如此。
二是对“三审三校”工作进行检验。集团专设质量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按一定比例对图书质量进行抽查。我们还制定了《出版物阅评管理办法》，建立集团出版物阅评专家库，定期对重点图书进行内容导向和编校质量的进一步审读把关。集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期《质检月报》，通报上个月出版的新书的差错。《质检月报》会下发到集团各个部门，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全集团的编校质量情况，同时也给他们增加学习的机会。这些都是对“三审三校”工作的延续、强化和检验。
去年对拟参评“五个一工程”奖的10余种图书，我们聘请了40余位专家进行反复审读。一般的图书我们会按一定比例抽检10万字以上，规模更大的图书会对应地抽检更多字数，低于10万字的图书是审读全书。
三是加强编辑人员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集团通过多种形式培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比如年，集团出台了《优秀中青年编辑奖评选办法》，评选出了10名优秀中青年编辑；在《优秀出版物奖励办法》中设立优秀审读报告专项奖。通过评选工作，激发了年轻编辑干事创业精神，提升了对出版事业的认同感和对编辑工作的责任意识。
尹涛：听了李总的介绍，可以看到，各个出版社在抓“三审三校”上的办法都是异曲同工。“三审三校”从低的要求上来看，是要出错误比较少的书，从更高要求来看，是要出精品。实际工作中，3个审次是否做到做实是难题，二、三审缺位或不到位问题，值得重视。关键在各审次是否按规定要求完成实际审读的篇幅，尽管二、三审是后工序，但是也必须像初审一样逐字逐句审读。个人工作体会，只要你逐字逐句审读过书稿的50页、页，书稿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问题一定能发现。因此我们的审读流程单对各审次审读的页码是必填项，置入ERP，不填审读页码区间，审读意见不够字数，流程都是走不过去的。
这些年，我们常说程序保证质量，这也是我们重大项目“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理念。程序有缺环，靠后工序人工干预，很难起到全覆盖的效果。
我们的书在下厂印刷之前，还有一道程序是质检。中华书局成立了质量控制中心，会请控制中心的校对对书稿进行抽查，差错率超过出版管理规定的标准的书，一律打回去重新来。印刷之后会再次进行质检，如果有问题，同样是打回去。两次质检都采用“责任编辑负责制”。
强三校
主持人：今天，随着科技发展，校对软件部分解决了出版物校对问题，但远没有达到人力可以完全“放手”的程度。那么，怎么做好三校？
张增顺：出版社应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有条件的出版社应建立专业的校对部门。每一种书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人员为责任校对。聘请专职校对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校对职称和丰富的校对经验。
出版社坚持“三校一读”制度，这是校对工作的基本制度，要求3个校次缺一不可，对重点出版物，应当增加校次；“三校一读”必须是不同的3个人交替进行，不能由一人校对两次或三次；终校必须由本社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
有一个经历，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依然常常作为一个故事说起。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在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时，首印万册。该书付印前，我正在西北出差，得知所有审校流程都已走完，即将付印，我有些忐忑不安，心里不踏实。于是，我决定结束出差，提前回京，并迅速组织没有参与本书编校的30多位年轻编辑像读新书一样进行审读。果不其然，发现了重大纰漏：参与审读的一位青年编辑是学法律的，她发现书中部分内容表述有问题，细查原稿才发现是作者和有关编辑来回传稿子时错行造成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进行这次付印前审读，将会酿成大错，在*治和经济上都会给出版社带来巨大损失。从那之后，我就要求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在付印前必须像读新书一样进行审读，不管这个过程会增加多少成本都必须做。因此，借此机会我建议改进现行编校制度，强调重点图书在付印前必须审读。
李清霞：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为贯彻落实好三校制度，我们集团始终坚持审校分开，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如《校对职责管理办法》《稿件校对工作流程》《校对质量管理细则》《责任校对制管理规定》《责任校对制流程说明》《重点图书工作要求及质量管理实施细则》等。在实际工作中，校对人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虽然现在很多作者交过来的稿件都是电子版，但是我们的校对还是保持着传统的工作方法，全程留痕，建立书稿档案制度，坚持一书一卡一表，保证各项信息完整、准确。各校次完成后由质量主管负责统计留错率与纠错率，每部书稿以“图书质量记录表”作为质量档案。退校样时，在扉页加盖校次章，责编取校样时，须在登记本上签字确认。
二是对重点图书强化校对管理。除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还通过对重点图书适当增加校次、严格印前和印后质检、实施闭环管理制度、执行责任校对制等举措，力求做到编校质量万无一失。要求重点图书的责任校对由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担任，具有较强的沟通、统筹能力，校对专业技术过硬，对校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并负责终校。集团为重点图书开通绿色通道，在校对周期上予以优先安排。如为保证作为国礼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典图册》，仅校对环节就安排了6个校次，一次次的打磨确保这本图册得以高质量出版。
三是重视人才队伍培养。校对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在保障出版物质量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人才资源是关键。京版集团是一家综合性出版集团，稿件种类繁多，对校对人员的能力要求日益增强，校对人员需要成为十八般武艺俱全的“杂家”。集团始终注重校对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建立校对环节指导人制度，通过以老带新、晨会学习、问题研判、参加各项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校对人员整体素质。除业务学习，还注重加强*策法规的教育培训。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如在《优秀出版物奖励办法》中设优秀编校质量奖等，使骨干员工获得成就感，保证了校对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尹涛：我们算一笔账，就很能明白校对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假如请一名专业校对一年的成本是20万元，20名校对一年就是投入万元。如果图书出了问题，是万元的损失吗？不是的，这对出版社的品牌是不可低估的伤害，不是万元可以弥补的。因此，无论成本压力有多高，校对不可少。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校对人才，给他们提供不断成长的环境。
此外，我们想说，校对软件可能更适用于某些大众领域、界限明确的专业领域，没有普适性。就我们古籍整理出版来说，一方面，校底本的工作，校对软件校异同的技术暂时不能很好地解决；另一方面，古籍中文字使用和语法情况更为复杂，支撑校对软件的后台语料也不够充分，难以奏效。校是非更需要依赖人为判断。因此校对软件只能作为校对工作的辅助工具，绝不能取代人力。如果“放手”便会失控，出错误。
更理想的目标，校对队伍要做到“全”和“精”的统一。全，要使每名校对，都具有做责任校对的能力，拿到一部书稿能够独立完成文字处理、统稿的任务。精，要使每名校对各有优长，比如有的校对有天文学的背景，有的对格式更敏感。这样在三校安排上，就可以合理搭配，使每个人的专长最大化。（袁舒婕）
原文转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