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叶伟民写作
（id：yeweimin）
文：叶伟民
直至年，也就是我从业3年后才第一次知道特稿。当时我从长沙来到广州，进入刚创刊的《南都周刊》，这是一份立志以《纽约时报杂志》为品质标杆的新锐刊物，到处洋溢着对“特稿”的热情。
我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湖北*石采访警察吴幼明，他因发帖揭露当地交警罚款内幕而被处理。我在一个被货运铁路贯穿的小镇找到了他，这是我见过最个性的警察，热爱摇滚和地下文学。编辑很兴奋，认为那很“特稿”。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非常不堪的写作经历。这个“特”字让人云里雾里，我起码重写了三遍，每一遍都筋骨寸断，某种范式被打破。媒体时代也大致如此，市场化转型敲碎“脸谱化”新闻，特稿无疑是其中有力的一支。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它的术语色彩远大于外界认知，一名特稿记者可能不止一次窘迫地解释：我的工作就是将新闻写得好看一点。
特稿很难定义。回溯其英文词源是“FeatureWriting”，字面意思按理是“专题报道”，但移植到中国的新闻语境就很不靠谱了，完全是另一个范畴。纵然释义纷繁，特稿的内涵终究通过行业实操逐步固定下来。此后，以《南方周末》提出“中国式特稿”为标志，其本土化进程开启。
总的来说，特稿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性和创造性兼备的新闻。题材不强调时效，表述更注重故事，篇幅也更宽松。在纸媒的全盛时期，特稿被视作彰显实力和提升美誉度之举，组建“特稿部”曾成一时风气。
也因为是舶来品且探索时间不长，特稿在中国根基尚浅，特征之一就是实践有余而学理不足，技法经验多以作坊式师徒相授，徒添不必要的神秘感和门槛幻觉。我们有必要揭一揭这冰山一角，展现一篇特稿的一锤一炼。当然，囿于个人经历，它将更多以我曾供职的南方周末特稿为蓝本。
1
《南方周末》最早为《南方日报》周末增刊，不乏故事基因，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特稿要到年才出现。时值非典，专题部主任杨瑞春和记者李海鹏在广州总部讨论前亚洲举重冠*才力的死讯。杨说这个题材她想做成“特稿”，李说他也这么想。
这简单的对话成了南方周末特稿的起点。当年6月，《举重冠*之死》出来了，并且在报社内部引起震动。大家觉得新闻这样写不错，摒弃老套的叙述、铺陈、剖析，紧紧抓住故事，通过细节和冲突推动读者情绪，最终意会一些更大的“问题和道理”。
之所以将界线划到这篇，因为较之以前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类型，它更具新闻专业主义色彩，无论在价值内核和文本精神上都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这样的演变是市场化的必然，读者只会为更高的品质买单。特稿的新风让行业兴奋，新世纪萌芽数年后便成逐鹿之势，比如另一个重要流派——中青报的“冰点”。
纵然名声鹊起，围绕特稿的争议却不绝。除李海鹏外，南香红、关*等也做了非常大胆的探索。他们逐渐从具体事件中抽离出来，触摸特殊群体和现象，例如盲艺人、孤独症、四合院、同性恋等，笔触细腻且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在某种层面与传统新闻观抵触，例如题材过软和文学手法的滥觞。这种声音从未消失，直至我入职的年仍时有发生。
当时我刚从汶川地震现场归来，一篇关于羌族灾后命运的长篇特稿被引起注意。当年8月，我从《南都周刊》内部调岗至《南方周末》。此时距《举重冠*之死》发表已5年，南周特稿也日臻成熟。最初的“专题部”，已陆续改为“特稿版”和“新闻二叠”。编辑则从杨瑞春、张捷、李海鹏到朱红*，题材范围也进一步延伸，发展为以社会新闻为圆心，文化、经济、商业、科技、环境等多领域应用的报道类型。也就是说，特稿既是文体，也是技法。
那什么样的题材适合特稿？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事情，由于真实性的限制，意境和审美的高门槛，猎取特稿题材的过程就如激流淘金，蹲了半天也可能一无所获。如果你翻阅不同媒体的内部资料，标准更繁杂得惊人。
事实上，它们都有相似的指向。在我担任南方周末特稿编辑的年，我将其简化为三大核心问题，即：
一、从叙事学角度审视故事的质地。包括情节的复杂度、冲突的激烈与否、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可选择的叙述方法等。通俗地说，就是故事好不好看，带不带劲儿？
二、故事背后是否指向一些公共性问题？特稿的基础是故事，但不是所有故事都能成为特稿。王宝强婚变再精彩绝伦，也只会是猎奇的宠儿。因为它没有公共性，也就是没有足够广的群体关联和公共利益影响。什么是公共性问题？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恶性犯罪、城乡二元差异等等皆是。
更形象地说，特稿故事应该是“花瓶状”，入口很窄，一旦进入，内里将足够辽阔。这也是特稿为什么反对宏大叙事的原因之一。
三、是否折射一些终极意义？即在故事和问题以外，能否抵达更具哲学色彩、相对永恒的层面。例如人性、正义、伦理、价值观、文明冲突、人类命运等。
通过这三点的锚定，一个具有特稿潜力的题材就基本锁定了。多说一句，第三点的“意义”为可选项。一篇故事精彩、猛攻问题的特稿依然难得，“调查特稿”便是。
2
主题的确立艰难而值得欣喜，就像一个登山者走出密林看见远处阿尔卑斯山的雪顶一样。有了主题，从努力方向上是一大步，从程序上却依然初始。我们需要做一个周详的登顶计划，有人从北坡，有人从南坡，有人走之字，有人走山脊，放在特稿上就是角度选择和逻辑预判。
你也可以将其统称为“理解力”。互联网降临后，独家新闻的红利逐渐消退，题材的争夺变得集中和激烈。随着“猛料”难继，事实趋同，各特稿编辑部的“护城河”也向理解力层面后移，包括解析一个事件的视角、方法论、逻辑工具、实现路径以及更后期的叙事方式等，它们是一个特稿团队整体竞争力的所在。
再细分的话，理解力还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横向的前提是介入较晚，其他媒体已经把大路走尽，需要另辟蹊径，弯道超车。但如果你是首家或发现新的处女地，大可忘记角度，纵向进击，这时候可抵达的深度就是你最好的角度。
例如《伊力亚的归途》，其背景是年*的民生新*——解救并接回在外地的流浪儿童。虽有新闻点，但核心故事在后方，即流浪儿童身上，但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题材。各种苦难的童年，因其泪点属性，多年来已是各版面的常客，维族村庄、救助中心、志愿者、学者等能想到的方面均有涉及。
再发现新角度的可能性已接近于零。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洁癖者因躲避别人的脚印而把自己逼到墙角。同时我也发现了新东西，这么多报道里，均是些面目不清的人在讲着一些情节模糊的往事，也就是尚缺一个具有足够穿透力的人性大作。我知道我的“角度”就在那。
想清楚后，某些执念也随之泛起。那是年，我读到普利策特稿奖名篇《恩里克的旅程》，这是一个关于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故事。时为《洛杉矶时报》记者索尼娅·纳扎里奥在与她的危地马拉钟点工闲聊时，意外得知一个“死亡之旅”。在中美洲的丛林，存在一个由极端天气、饥饿、野兽、恶警、黑帮组成的延绵数千公里的生命收割机，等待着每年近5万名为生存或寻亲而经此的儿童。
索尼娅实地调查半年，终获一个满意的样本——洪都拉斯少年恩里克。他八次穿越边境寻母，充满残酷的黑血现实和复杂的人性因素。无论格局、细节、文学性还是终极关怀，都呈现一个伟大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我为之迷恋，并期望他日能写出致敬之作。于是，在*流浪儿童的报道中，我执意要寻找具有如此质感的故事。一个多月后，我遇到了伊力亚，一个被自己父亲诱拐行窃的维族孩子，在死亡胁迫和母亲召唤的交织中，逃亡万里，最终获得救赎重回故里。在我看来，他就是中国版的恩里克。
深刻理解一个故事的内涵和外延后，逻辑优势就建立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和运气。在出发前，特稿记者通常会阅读上10万至30万字不等的材料，以确保对事件及其背景最大程度的通晓。还有做采访清单，我曾见过列出多个问题的同行。采访如破案，得把地毯上的头发丝儿都考虑到。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这将是一段与陌生人共处的未知时光。对采访对象来说，只是多了一个问东问西、连米缸上的花纹都不放过的神经质家伙，忍忍就完了。但对记者来说，则是需要八面玲珑、处处煎熬的一段，因为必须在大脑高速运转的同时，经受住海量信息的冲刷，此外还要应对突发情况和照顾对方的情绪。任何一种意外都可能无法挽回，好比你百转千回，却怎么也想不到栽在对方的口音上。
极度愉悦的时刻也是有的。如果遇上一个极好的采访对象和电影般的情节，那是大聊三天三夜也不够，直至你的多巴胺被掏空，身体因虚脱而发抖。年我采访伊力亚，以及年到缅甸采访时均曾体验。
采访的操作极其复杂，本质上是一场沟通策略和心理大混战。只要新的对话仍在发生，就没有人敢说能穷尽一切技巧。对此我有两个最基本的建议：真诚和换位思考。尤其是后者，除了官员和公共利益相关者，没有人有义务接受你的采访，与你合作必定有所求，哪怕虚荣、发泄倾诉欲也是。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所有应对方案才有正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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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特稿写作技巧时常充满误解。在我看来，特稿的“写”是系统工作的结果，是在建立信息优势后的重组和厚积薄发。毕竟我们不是在写小说，不需要拼想象力。故事就在那儿了，你只需给读者提供琳琅满目的“料”，并把它说准确、精彩和有趣。
文学技巧当然能为特稿增色，但任其泛滥则是另一种灾难。特稿写作必须、一定、必定是戴着镣铐跳舞，因为有真实性的巨大限制，这个至高无上的铁律，将惩罚一些不安分的笔触。
打个比方，如果我写小说，我可以信手拈来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末日四骑士，老王将会回想起母亲带他去见识雪莲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特稿，我采访老王：“你当时想啥咧？”老王说：“俺啥也没想。”以上所有技巧都坍塌了。
因而，一些为炫技而在事实上有所退让的做法实不可取。非常不幸，在特稿写作中具有实战意义的文学技巧少之又少，什么用典、象征、意识流，基本用不上。对特稿抱有过高的文艺想象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特稿最大的属性仍是新闻。但无须过度悲观，特稿为此所做的让渡将另有补偿，例如真实的魅力，它比其他形态的故事更具俘获力，读者因那种无法抵挡的逼近感而欲罢不能。
纵使坦陈了种种桎梏，特稿写作并非无技巧可循。我依然有两点建议：紧紧抓住“结构”和“逻辑”，前者如万丈高楼的图纸，后者如内部空间的设计，远观恢弘，进入又不会迷路。
体现到特稿上，文章结构代表着一种叙述的战略。故事可以靠时间来推进，可以沿空间跃迁，还可以依事实间的关系铺开，取决于不同的情节特征。例如，一场灾难和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情节从速度到影响都是迥异的，结构的选择自然也有所不同。
逻辑则比较抽象，大可理解为一种最大限度的全知全觉。想象一下，你是唯一坐上热气球看清森林脉络的人，那你就要为迷路的人指明方向，告诉他们每一段路的相互关系和通往的世界。
最后是字词句等微观层面。这也是大多数人最直观感知的特稿文学性的所在，即俗称的“文笔好”。这种形容其实很模糊，在我看来，做到语义准确、意境深远，并且对句式、节奏、音律有所执念，就是写得好。
《举重冠*之死》里有这样一句——“但是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赶在午夜之前，冠*与五月一起离去了。”命运的吊诡和无常感扑面而来，让人心生唏嘘。但如果写成“才力再也等不到明天，5月31日夜里，他死了。”那就非常没劲了。
这种微妙之处，非三两言能尽，需要吸收极其海量的文学养分，用时才挤出那么一点点。但我依然认为，“文笔好”并非天赋使然，而是在所有工序都达到卓绝之后，顺水推舟所碰出的激流浪涌。
走过这么多环节，一篇特稿该成形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征程，特稿之难，首在心志，技巧只是自然之事。纵然如此，仍不影响未来我们探讨更多的方法和规律，在特稿写作的诸多层面，并不存在那么多不可知论。
叶伟民，资深媒体人，曾任ZAKER总编辑、南方周末特稿编辑、记者。本文为新闻专业期刊《新闻与写作》约稿，刊登于年第2期
叶伟民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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