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按：最近这一二年，东西写得少了。不是没有写的，而是不想写。但偶尔发出去的作品，被文摘类刊物转载的几率蛮高的，看起来好像很勤奋，其实许多都是转载的。今天收到《青年文摘》彩版22年最后一期，是我职高时代的一段故事。纸媒因为版面有限，会删节一些字，所以，我将更罗索的版本发出来，供朋友们看着玩。年已经来了，希望今年我们大家都好好的，也希望我能遇到更多的好故事，将它们记下来，讲给你们听！
在我不高级人生中，有几段不太高级的学习经历，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都是在县城的二类学校读的，高中则干脆进了职业中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般进行刚性分流，我是凭着自己一塌糊涂的中考成绩进入职业中学的。那是年，职业教育刚刚在故乡小城推开，是新生事物，我们学的专业又是“家用电器”，这在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也算是新潮和时髦的专业。与我们同级的，还有两个建筑专业班，被强制分去学建筑的同学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浑身不服，但多年后，他们中涌出现了众多千万富翁，而我们的专业，却因为县城仅有的一家电子公司倒闭而全*覆没。
我永远记得进职中第一天的场景。我像一只内心脆弱的小狗，用外表的尖峭与倨傲，掩饰对前程没有底的虚弱。外观越凶悍，内里越胆怯，叫得越凶的狗，越恐惧，人大至也这样吧？
由于小学初中成绩不太好，我对教室和老师，都是心存倦意的，总觉得那一眼望不到底的读书生涯，只有一个全无新意的失败结局在前方等我。就像一条上了罐头厂原料输送带的鱼，结局明摆着，跟你挣不挣扎翻不翻白眼，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想法对于一个14岁多的叛逆期少年，顶多只算得上灰，还说不上黑。真正黑的，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德德、建国和志兵，他们常常打架抢东西甚至在路边拦女孩，在一年多以前的“严打”中被判了死刑和无期。我因为年纪和胆子都不够大，而被他们嫌弃和鄙视，常常不带我玩，我也因此躲过了一劫——依我那别人一激就可能往人家炉子里放炮仗的傻二性格，不说死刑无期，混个到少管所去唱“新生”的资格，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有这样一堆发小和经历，我常常以“编外社会青年”的身份看自己，也以此来吓吓同龄人，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不好惹的。直至看到德德和建国他们穿着黑色中山装脖子上勒着绳子胸前挂着画了红叉的黑字牌，才感觉利斧从耳边刷过，把寒毛都斩脱几根的恐惧，经常被噩梦惊醒，浑身精湿，瑟瑟发抖……
我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跨入职中的。
我们班只有四十几个人，和初中比，教室空出一大截，班主任老师是位头发花白的红脸男人，梳着背头，随时面带笑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门牙，仿佛是一只快乐的卡通兔子。说这话，完全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当时心理的真实写照。在我的价值词典里，至今也不认为卡通形象是嘲弄或讽刺。由此可以断定，我的幼稚也是从一而终，贯穿一生的。
我没想到，这个让我第一眼看到就心生愉悦的老师，会那样深地影响我，将我的命运，从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个道闸，搬转回来。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干出什么为祸人间或自我毁灭的事，全是因为他。与我持相同想法的同学，不在少数。
他叫李洪高，之前在职中前身皂角中学教了大半辈子数学，当时四十几岁，也算是人到中年遭遇转型，面对我们这帮奇异的学生，他的内心其实远没有外表那么轻松。作为一个“完中”的老教师，来教“职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明珠暗投的失落感。但看着眼前这队刚从中考中吃了人生第一场败仗，并且立志要以烂为烂成为混日子的“学生”，他的内心也是打鼓的。这是多年后我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时他对我说的。当时，他也沮丧得不得了，但因为是老师，必须表现得足够乐观坚强。
在点完名相互认识之后，李老师开始委派临时班干部，说是一个月之后大家熟识再进行选举。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村同学被命为班长，这个称号一直保留至今。一位瘦小但一看就会认真学习只是可能中考运气不佳而流落于此的小女生，被命为团支书，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班上的“第三把手”学习委员，李老师居然叫了我的名字。这相当于宣布身高冠*居然叫了武大郎，连被叫者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从幼儿园到初中，十多年里我可是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次，更不要说“学习委员”，它就像天鹅肉之于癞蛤蟆，想想都是罪过。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想甚至不屑，把不能变成不想，恐怕是自卑者最后的心理防线了。但哪可能不想啊，要是不想的话，幼儿园仅有的几次当值日生，恨不得把那红箍戴在头顶上招摇过街的情状，就不会时常浮现在记忆中。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委员什么的不是官职，却是信任与认可，但那是我之前学校生涯中很难体会到的。那时的我，与老师和同学甚至教室与学校，都是相看两厌的。
而此刻，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如五指山一般从天而降，砸得我的头嗡嗡的。我再次抬头看李老师，确认他的眼神的确看的是我而不是身后那位漂亮的女生。
而他，眼含笑意坚定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由此成为一位成绩最差的“学习委员”。好在当时和我一起入职中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多，我也因此少了讲得许多的窘迫和尴尬，学校一个月内也没有考试，让我现出原形来，在之后的依葫芦画瓢的“选举”中，我顺理成章地蒙混过关，“正式”委员了起来。
除了我自己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在乎这件事。全班四十几个人，一半左右都有这样那样的职务。几十年之后开同学会，大家叫得出班长、支书甚至文娱委员，唯独回忆不起我这个“学习委员”，足见在同学们的记忆中，这职位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
但这对我，却是石破天惊开天僻地太阳从西边出来式的全新的一件事，因为这意味着，在新的学校里，老师并不讨厌我，这对于一个14岁青春期叛逆少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我，像一支奇怪的放大镜，总能发现并放大来自于外面世界的敌意，有时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地制造和挖掘这种敌意。就像一只过于敏感的小狗，对黑暗中的任何一声响动，都报以过激的反应。周边的环境，也因为这种敏感与敌意，自然变得更不友好。这又成为我证明世界冷漠的一个例证。如此恶性循环，自然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孤愤之人，从别人的一句寻常的问候之中，都能听出莫名的恶意来。
那时，我其实已陷入到这种状态的边缘。而李老师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任命”，让我感到了久违的一种东西——信任。
学习委员有几大工作职责，一是配合教导处写“教学日志”，也即是用一个大本子，悄悄给老师的讲课质量打分。另一个职能，就是办黑板报。前者要求我每堂课必须坐在教室里，哪怕是坐飞机，也大致知道驾驶员是谁。而不能像小学初中那样，呆在学校背后的小树林或隔壁茶馆里的时间比在教室里都多。而办黑板报，对于五岁就能在厕所墙上画丁老头写“张二娃吃粑粑”之类标语的我来说，也并不是太难的事。加之从小到大，我唯一好一点的课目，是作文，虽然字写得丑一点，但因为文章的内容还算有趣，往往上人们忽略了字形。因而，我的黑板报，还算过得去，甚至在年级和整个学校，都出了名。我后来进报社编报纸做新闻，大致与这段经历，也有关系。至少，它在我心中埋下了“能”的种子。
但我的专业是“家用电器”，主要课目是“电工基础”，“电子技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冰箱”等后期甚至还有计算机二进制基础编程之类。这些课目，实验操作尚好，但基础理论却枯燥而打脑壳。即便是对认真学习的学霸们，那点来自初中的数理化知识，也不足以应对那些画着奇怪图形写着各种奇怪字母和符号的天书，何况对于我这个混了八年时间的学渣，那简直如同蚊子叮钢板，完全扎不进去。加之学校初创，经费紧张，实验室半真半假地建着，很难实际操作一回，而外聘的专业老师们，大多是手比嘴厉害的工人师傅，更是把原本就让人昏沉的理论，念成了一串串效果极好的催眠符。到了月底或半期考试，那成绩可想而知。
我曾经做过一个可怕的梦，梦见老师用英文讲数学，而且马上考试。我从那已是恐怖之最了，直至遭遇“电子技术”之类，才知道这世界上只有“更”而没有“最”。
那些日子，我人生第一次为了学习而开始焦虑。此前，为学习成绩挨过的批评甚至打骂，不可谓不多，我都没那么伤心和焦虑过，而此时，我开始在乎，这是所有痛苦之源——作为一个学习委员，我的成绩至少不应该是倒数前几名才是啊！
但悲剧的是，我确实是！
那也实在太对不起老李了！
老李是我心中对李洪高老师的昵称，是自然而然蹦出来，并在我心中保留了一生。
成绩不好，感觉对不起的不是出学费的父母，而是班主任老师。这是我心理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我想过许多办法，找当电工的舅舅补课，买各种课外书，串缀母亲订与电子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我甚至用肥皂盒加几个三极管和电容电阻，做出了一个电子门铃，它虽然没有如预期那般发出叮咚声，但至少发出了垂死的鸡那样的叫声。母亲为了配合我破天荒的勤奋，甚至卖了五十斤粮票，花9.8元为我买了本厚得像砖的“三极管参数大全”，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电脑的家庭花巨资了个硬盘放在桌上当摆设，全无任何用处，但至少表明了母亲和我，希望把学习搞好的愿望和决心。
但这一切，一丝一毫也没改变我一塌糊涂的成绩单，上面七个科目，除语文和体育之外，基本都是红色，这倒是保持了小学和初中的传统。只可惜高中没有劳动课，让我及格的课目，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少了老师在操行评语上对我的仅有的表扬话，从小学到初中，老师实在无话，就会写一句：该生劳动很积极！
但老李不是小学初中老师，他在每一次的通知书，都不吝惜言语地对我细小的优点进行考古且放大式的表扬，办黑板报被表扬热心公益，帮图书馆抬书被视为乐于助人；在联欢会上演哑剧，被称为具有文艺潜质，连写作文被教导主任批不符合主流思想之类，也被表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一封通知书发到我妈手中，我妈惊异得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吞进肚子里去。她翻来覆去把字数并不多的通知看了很多遍，抚胸望天，惊叹是不是老天发慈悲，趁哪天夜里为她换了儿子的瓤。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没有恐惧开家长会。以往，一说起到学校，她的脸色就惊惧得像是要拉她去法场。
这样的场景，让我汗颜，并且羞愧。我发自内心地想努力好好学习，以对得起李老师对我的欣赏和信任，但遗憾的是，直至毕业，我也没有把家电专业学好，名次更没达到一个“学习委员”该有的位置。
但，我至少努力过，还破天荒地把原先不及格的科目，挣扎及格了。
但因了那份尴尬和遗憾，我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情感，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是李老师帮我重新找回来，并让我受益一生。我至今每天坚持早晨六点就起床读书写字，心里的感觉，与38年前一样。
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把自己视为候补混混，而努力向着李老师给我的评语的方向做下去，那些文字，哪是对我的评价嘛，分明是对我的期许，像一条条绳子，把我从另一条危险且冷酷的路上拉了回来。如果说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和眷恋，那源头，一定可以追溯于此。
毕业后10年，我和妻子结婚，我给李老师敬酒时说：“谢谢您！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李老师头发更白脸更红了，笑着说：“当年你一进教室就横起眼睛看人，我就知道不是个善茬，特意送你一顶花花帽子戴起，想不到效果还很好！”
他把自己比作骗孙猴子戴紧箍咒的唐僧，而我并不认同，因为紧箍咒给人的是痛和征服，而他所给的，是信任和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习委员”，我对此又惭愧，又感激，同时也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没有学会修理电视机，却学会了修理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乐观开朗并且偶尔有些小小狡猾的李老师，转眼他离开人间就三年了，愿他在天堂，知道我在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