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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我受朋友之托，当上一家区级作协内刊的总编，兼任区级作协的副主席。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早已日暮西山，没有过往的风光。内刊总编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需要付出的辛劳，和公开出版的刊物差不多，收入却差了一大截。
戴上这顶主编的帽子，意味着自己写作时间会大幅度减少。至于区级作协副主席之职，也会平添许多沟通协调等事务性工作，繁琐枯燥、容易得罪人。
性价比如此之低，本来我不想借这两个差事。但是朋友盛情难却，我只好赶鸭子上架。
走马上任以前，我从库房中取出已经出版的往期刊物。
一摞摞刊物杂乱无章地堆放，还未被人翻阅过，封面上洒落一层厚厚的灰尘。
掸掉灰尘，我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翻开扉页。读完一篇文章，不知所终；接下来的一篇，作者更像是在自说自话，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
强忍着拙劣文字的侵扰，保持着一份极强的耐心，我终于翻到最后一页。夕阳西斜，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投下了一片血红。
找来责任编辑，这位年过四旬的中老年妇女，一脸无辜地告诉我，这份杂志是内部刊物，专门为区级作协服务，自然要照顾那些年老的会员。
他们岁数大了，写一篇稿子不容易，想登上这份刊物的心愿非常迫切，只能优先考虑他们。
至于文章质量，本来文学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客观的评论标准。既然如此，内容、结构、文笔等因素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我怒了，怎么可以不管文章质量采用稿件！
专门开了一个编务会，我重申了用稿标准：不厚旧人、不薄新人、不采用任何关系，一切都用稿子本身来说话。
我对几位编辑反复强调：即便读者受众群体非常有限，也要用工匠精神来对待。我自己是写小说的出身，给内刊定下一条规矩：每一期刊物都要有一篇用来压阵的小说。
对这些新规定，编辑们的回应有些懒散。
作为一份每季度末出版的内刊，这些编辑平时还有其他工作，只有等到截稿期临近才赶到编辑室，为刊物忙活几个日夜。
很快到了新一期刊物的截稿期，编辑们放下手头的常规工作，开始审阅收到的几十份稿件。
作为一家区级作协的内刊，区域以外投稿的作者不多，供稿的作者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
这些稿件让我紧缩双眉。放下这些稿件，我问编辑是否还认识其他成熟作者。
编辑们面面相觑，纷纷对着我摇头。尽管兼职从事文字工作，不过他们和文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多，更不会花心思去积累能救场的读者。
那位中年妇女，带着试探性的口吻说：“要不就采用这些稿子，我觉得和往期也差不多，过得去就行。”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否定她。
“新*”刚刚公布，不能容忍这批烂作毁了他定下来的规矩。
我在头脑中将那些作者的名字过了一遍，逐一打电话联系，询问他们最近有何新作。
特别是小说，想到一位常住在四川的作者，我和他是在一次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认识。
这位30多岁的青年作者，凭借一篇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荣获小说类大奖。我作为特邀嘉宾特意找到他，与这位青年才俊合影留念。
此后，我和这位作者保持着联系。没想到文友交流建立起来的友情，会成为这期刊物的救命稻草。
电话那头，对方说话中带着疲惫。
自从获奖以后，他被各地文联邀请参加讲座、座谈、采风活动，担任各类征文比赛的评委，再也静不下心来创作。
我恳求对方提供旧作，哪怕只是长篇小说的片段。我毕竟是他的前辈，这位年轻作者要卖他几分面子。
当天下午，一篇将近字的稿件躺在个人邮箱中。
这是那位作家获得大奖的长篇小说的节选，讲述一位父亲得知女儿遭到歹人强奸，不得不走上寻找凶手的道路，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即便是第二次阅读这篇作品，我的内心同样难以平静。文字背后折射出人性，即便掩卷后依旧在头脑中回味。
就是这篇作品，他的质量远远超过了那些老作者的文字。
2
当这篇作品出现在选题会上，引发几位编辑的窃窃私语。我不是一个专断不讲理的人，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
那位中年女编辑，直言不讳地说出忧虑：“费主编，我们是一家由*府部门出资供养的内刊，除了文字质量，舆论导向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这篇稿子写得很精彩，但是反映的问题过于阴暗负面，我担心会引起领导的不满。”
我点点头，随后另外几位编辑也发表了类似看法。以前刊物发表的是一些回忆、记录真实生活的中性文字，很少触及这么辛辣、尖锐的主题。
主管刊物的领导在文学方面不在行，这样的文章在他们容忍的范围内吗？
听完大家的说法，我又拿起这篇稿子，声音洪亮地说：“我之所以看重这篇作品，就是他敢于触及某些社会问题。现在不痛不痒的文字太多了，缺少这样冷眼旁观、愿意替弱势群体呼喊的作者。他写的情况客观上存在，并非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既然根植于现实，就属于正常的文学创作范畴。我是主编，这篇作品由我负责，出了问题我来顶着。”
我说到这个程度，大家在内心深处也觉得阅读这样的文字非常过瘾，这篇稿件被划归过稿的文件夹中。
进入排版阶段，我又花了两个晚上，把将近页的样刊逐字校对。按理说编辑部有专门从事校对的人员，我完全可以不用操这份心。
但是这些年来，我对待文字的态度始终非常严谨。哪怕是别人写的稿子，只要给到我手里，就不允许里面有病句和错字。
退休前，我是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不仅把副刊搞得有声有色，自己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好几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
我的作品主打现实主义，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风貌，领略到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色和风味。
这几本长篇小说在上世纪90年中后期出版，那时候没有网络文学、电子书和视频的冲击，销量皆在几万册以上。
我的名字为更多读者所熟知，来找我的人自然就多了。
曾有人给我看稿子，请我提出修改意见。
我毫不客气，用红笔在别人的初稿上涂得密密麻麻，批注的文字超过正文的字数。
那个人给我看稿子，本来只是想和我套近乎。我倒好，完全不给别人留情面。
从那以后，大家都清楚我的一丝不苟，结果来找我修改稿件的人越来越多。
很好说话的我，一开始不懂得拒绝，到后来帮别人改稿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没精力创作作品。
直到这时候，我只好接受熟人的作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的来信，只能愧疚地将信封锁紧了抽屉。
随着年龄增长，我与年轻读者的群体越来越少。当然，文学也不像过去那样火热，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地位。
我工作的报社，也朝着数字化、新媒体的方向转型。跟不上时代的节拍，我只能屈居于幕后，做一些文字策划工作。
我抚摸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一期刊物，仿佛回到往日里非常忙碌的时光。
那份报纸的副刊每周出版两期，两张A3纸大小的版面上，下半部分是长篇小说连载的栏目，上半部分刊载读者的来稿，每篇稿子0字—字，一期可以安排8—10篇稿件。
能上稿的就这么几篇，来稿数量却多达两三百篇，每期的审稿、排版的时间非常紧张。
不过我非常享受这样忙碌的时光，也许这一辈子就是劳碌命。
办理完退休手续，忽然有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即便可以自己创作，但是不可能保持那样繁忙的节奏。
这时候，老朋友聘请我担任这家内刊的编辑，区里刚刚成立作家协会，领导希望我能担任作协的副主席。正愁没事做的我，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差事。
不知不觉间，我又翻到这篇引起过争议的文章。右眼皮不禁跳了一下，又想起在厕所听到有人在小声议论这篇文章，担心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他在心里不停问自己：会不会真的出事呀？
3
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时间一天天过去，担忧一点点被消除。我暗想：就是一篇文章而已，至于掀起什么波澜吗？
听编辑部一位编辑说，这份内刊的读者群体，集中在区作协多位会员中。每期的刊物将会发到区级有关职能部门、各街道图书馆，但是这类带有纯文学风格的刊物，一般的读者不会去翻阅。
听一些街道图书馆的管理员说，每次处理过期刊物时，这本内刊几乎没有翻动过的痕迹。
区作协召开了理事会议，商议决定再吸纳一批新会员。半年前作协成立时，这些会员本身就是市作协或中国作协会员，年龄结构比较老化。
作协的主管部门觉得这样的年龄层次不够合理，提出了发展新会员的想法。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作协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来自上级部门的补贴。
如果少了财*支持，估计连作协的日常运行都难以维持，更不要谈组织会员去本市或异地开展采风活动，以及编辑出版这本内部刊物。
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钱，既然别人给钱，那就要听从他的意志，正所谓“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但是从哪里去发展年轻会员呢？
大部分年轻人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把加入作协当作是成为作家的必备条件。这个时代不缺少写作者，网络上写作的群体保守估计有几千万。但是这些作者的写作风格，和传统纯文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两种风格的作家，就好比两个世界的居民，彼此不理解，瞧不上对方的作品。真正从事纯文学的年轻人，其实少之又少。
领导这次下达的指标，是发展10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会员，申请条件是公开出版一本个人专著，或在省市级以上的刊物发表作品超过10万字，而且要工作或生活在这个行*区内，超出这个区域还不行。
我在脑海中把认识的作者过了一遍，不是年龄超过了限度，就是和这个行*区没有一点瓜葛。
只能求助于文友，让他们帮着搜罗身边的年轻作家。几乎把朋友圈动员了一遍，一个多月过去总算拉到9个人。
再有不到一个星期，审批新会员的会议就要召开了，剩余的一个人去哪里寻觅呢？
我又把朋友们的电话打了一通，这次再无任何收获。我瘫坐在沙发上，电视上播放着书展开幕的新闻报道。记者将话筒对准排队购票等候进场的人，其中就有不少年轻人。
我眼前一亮：不如去书展碰碰运气？特意上网查了书展的各项活动安排，尤其是那些作家分享会，我用红笔圈出来。
既然喜欢这些作家，就可能自己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者。
此时正值酷暑，火辣辣的太阳吧路面的柏油马路都烤化了。
这种高温天气下，人们只愿意呆在空调房内，吹着舒服的冷风，吃着冰淇淋或冰冻西瓜，躲避难熬的暑热。
为了最后一名新会员，我不顾身体是否吃得消，头戴一顶草帽，手中提着特大号的塑料水瓶，顶着骄阳赶往位于市中心的展览馆。
这样的恶劣天气，还是挡不住爱书人的脚步。
门口排队的人不少，几乎每个售票窗口前都排起长龙。我等候了十多分钟，才检票进入会场内。他此行不是为了淘书，而是直奔某外国著名作家的分享会。
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小说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见长，在国内有一批粉丝。分享会位于会场的中央大厅，在分享会开始前半小时，摆放的几排座位便没有一个空着。
我只能站着听讲，分享会持续了一个小时，接下来是签名售书阶段。我在一旁观察，其他人见他手中没带着书，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
众人拿到大师的亲笔签名，纷纷心满意足地离去。助手为大师整理现场遗留的物品，不久他们将离开会展中心。
他们来中国一次不容易，肯定还有市内的其他高校邀请他做一场讲座，或者是去宾馆稍作歇息。
因为刚才连续签名，大师的右手有些酸痛，他站起来抖了抖这只手，静静地注视着正在忙碌的助手。
我注意到有一个年轻人没有离开，他戴着黑色边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本书，不是大师近期或者以前的作品。
他似乎在犹豫，犹豫要不要和大师再次接触。刚才给大家签名是他的本分，其他要求，大师会不会赏脸？他来回踱了好几个来回，鼓起勇气走到大师身边。
他们用英语交流，我求学阶段学的是俄语，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句也听不懂。
不过从大师满意的面部表情，得知年轻人一定和他聊得非常投缘。
末了，年轻人把那本书递给大师，大师也在一张蓝色便笺纸上写着什么。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随后彼此道别。
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也许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那个人。
不可能直接问他刚才和老外聊了什么，聊天话题一开始定格在那位大师的作品上。
我对这位大师的作品有所涉猎，这位年轻人也不含糊，不仅能讲出一些代表作的主要内容，还能从文艺评论的角度，分析大师主要作品的结构、人物和创作思路。
随后，交流的内容从大师切换到刚才的那本书。
年轻人告诉我，那本书是他自己今年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带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就是为了致敬这位大师。
他刚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一个粉丝和晚生的姿态，寻求大师给予他的作品一些指教。
大师非常平易近人，不仅答应这个要求，还留下了自己的邮箱和联系方式，以后可以定期沟通，只要有时间，大师愿意指导这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弟子。
这孩子太出色了，我倒不好意思开口。想到领导殷切的眼神，我亮出自己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盛情邀请年轻人加入区作协，并愿意担任他入会的介绍人。
“我还真没想过要加入作协！”年轻人苦笑一下。
这个回答，不能算同意，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拒绝。
我继续介绍区作协会员的各项权利，首先会搭建沟通平台，邀请更多大师与青年新锐作家面对面交流，组织会员赴异地采风学习。
除了精神层面上的扶持，还在资金和*策上给予支持。
每年，区作协有一笔创作经费，就是为了鼓励作协会员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只要是区作协会员，都可以申报创作意向，由专家学者进行评估。
如果创作项目得到立项，可以得到一笔创作资金，用于采风和后期的出版。
年轻人听完后还是没有表态，扫了我的